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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范文第1篇
深圳计划生育证明模板【1】兹有我社区(村)居(村)民×××，性别，×年×月×日出生，属未婚未育，无收养抱养小孩，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特此证明
市级/县级计生部门 镇级/乡级计生部门 XX村(居)委会
经办人：××× 经办人：××× 经办人：×××
X年X月X日 X年X月X日 X年X月X日
深圳计划生育证明模板【2】兹有我社区(村)居(村)民×××，性别，×年×月×日出生，于×年×月×日与×××(性别，出生年月，户口所在地)登记结婚，属初婚，至今未生育子女，无收养抱养小孩，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特此证明
市级/县级计生部门 镇级/乡级计生部门 XX村(居)委会
经办人：××× 经办人：××× 经办人：×××
X年X月X日 X年X月X日 X年X月X日
深圳计划生育证明模板【3】兹有我社区(村)居(村)民×××，性别，×年×月×日出生，于×年×月×日与×××(性别，出生年月，户口所在地)登记结婚，于×年×月×日计划内(外)生育一女(男)(无则写“婚后无生育小孩”，有则以此类推)，于×年×月×日离婚/丧偶，于×年×月×日与×××(性别，出生年月，户口所在地)再婚，于×年×月×日计划内(外)生育一女(男)(以此类推)，其它情况说明(何时落实何种避孕节育措施;如果违反计划生育，则写明何时处理;如果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则写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特此证明
市级/县级计生部门 镇级/乡级计生部门 XX村(居)委会
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范文第2篇
2016年2月23日，王长德带着12岁的女儿睿睿到派出所上户。
在向办事民警递交了相关材料后，他的女儿终于顺利上了户。之前二孩上户所必须的、需要20几万赎买的《计划生育证明》，已不再需要。
只花十分钟，他的户口本上终于有了属于睿睿的一页。为这一页薄纸，他奔波了整整12年。
睿睿的幸运得益于一项“新政”，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藏匿已久的“黑户”终于有了得到“洗白”的机会。
但全国1300万无户口人员，并不是每一个都像睿睿那样能顺利上户。他们中有许多人，依然生活在“黑户”的阴影之下。 “黑户”群体影像
户口簿，不过几页纸的轻薄，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以及福利保障都与这一薄薄的户口本息息相关。
在中国，像睿睿那样没有户口的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给出的答案是―至少1300万，几乎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人是“黑户”。这比希腊总人口还要多200万，和挪威、芬兰、丹麦的人口总和差不多。
他们没有户口卡，也没有身份证，被社会俗称为“黑户”。与其他弱势群体相较，“黑户”更显隐秘，他们分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难以感知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是行走在都市中的“隐形人”。
2015年，一份16页的《中国“黑户”群体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再次唤起了人们对“黑户”群体的关注，也首次显露出了“黑户”群体的冰山一角。该报告作者万海远指出，多胎超生、未婚生育、大学毕业生户籍档案断档是“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该报告的部分成果发表在2015年第5期《南风窗》杂志上。
和全国的情况相较，深圳作为一个经济发达、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的城市，“黑户”群体的类型及其分布有其本土化的地域性特征。深圳的“黑户”，主要是多胎超生和未婚生育群体，他们呈现出低龄化特征。据我们向深圳“超生”父母派发的问卷，有78%的“超生”孩子都还未到上学年龄。至于“超生黑户”群体的数量是多少，官方统计的数据寥寥。深圳卫计委曾对《深圳特区报》透露，2016年待入学的小孩中，“属于我市户籍人口超生而未办理出生登记的小孩”约有3000名。深圳小学入学年龄是6周岁，假设每年情况大致相同，则深圳有1.8万名小孩因超生沦为小“黑户”。
这样的数据并非凭空捏造，我们先后加入8个“超生”家长群，其中6个是深圳本地的，经去重统计，得出深圳因超生未给孩子落户的家长是3082人。这只是在线上抱团取暖的部分，没有浮出水面的部分则无从知晓确切数据。
同样通过QQ群形式集合在一起的“黑户”群体还有未婚妈妈，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共查找到5个未婚妈妈群。这些QQ群成员比起超生家长，更为敏感而隐秘。基本要求有亲子照片和语言验证通过才能进群，且坚决抵制男性入群。
最终，我们成功加入一个两个未婚妈妈群，其中一个是深圳本土的，共有89个群成员；另一个是全国的，群成员是48个00后、90后未婚妈妈。
除此之外，深圳还存在一群特殊的无户籍信息人员，他们是被安顿在救助站的城市流浪人员。
据深圳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张文伟介绍，由于无法正常沟通，很难得知这部分人是否有户口。就算有也问不出来，也有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户口。
“这类流动人员会在救助站住上一阵子，如果仍然无法获知他们的户籍信息，就会被送到惠州福利院安顿。”张文伟说道。4月18日，我们再次联系张文伟时，他给出了一个最新数据―目前市救助站这样的流浪者有四五百个，且每年以10%的比例递增。
为获知深圳本土的“黑户”数据，我们先后多次走访了市统计局、卫计委、公安局及其基层单位，得到的回应均是这个数据无法统计。因此只能通过拼凑数据的方式，从不同侧面揭示深圳“黑户”群体的存在。
这些分散在深圳各个隐蔽角落里的“黑户”，仍然生活在阳光无法到达的地带。这些“黑户”在医疗、教育、出行，处处是坎，到处是墙，每个“黑户”的背后，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而他们的故事汇集而成的，是这个时代与国家户籍的症结。 “黑户”的生存隐患
199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张强的身份证过期了，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黑户”生涯，20年间来回于各地法院的诉讼文书垒满了整整一书包。
由于户口在毕业迁移中丢失，他在深圳的生活寸步难行。因为没有户口，他没有社会保障，签不了合同，考不了驾照，甚至连出门旅行、住宿都难以实现。
他一直无法摆脱“黑户”身份带给他生活的阴霾。
3月7号下午，在接受采访时，张强回忆起6年前最后一次回家的经历。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他和家人一共倒了8趟大巴，这段3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耗去整整一个星期。同样一段路，坐火车只要不到30小时，飞机5个小时。
“过年的时候你们可以和亲人团聚，我不行啊，3500公里的路，我总不能靠倒公交车吧。”张强无奈地解嘲道。
出行受限只是阴霾的一角，对于年近半百的张强来说，每况愈下的身体使得医保的问题愈来愈突出。
采访的前7分钟，他忍不住咳嗽了3次。“这感冒持续两三个月了，只是咳得特别厉害的时候我才会吃点药。”张强解释道。没有户口，没有医保，需要全部自费的身体检查于张强而言是一种“奢想”，纵然他知道没有准确的诊断就没有准确的治疗。
我们在采访中观察发现，不敢去医院是“黑户”共同的特点。大都市医院的费用让他们望而却步，先进准确的医学诊断方法与他们无关。
然而比起身体病痛，妻离子散的惨剧更是“黑户”的无法承受之痛。
现在南山塘朗打工的郑元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坐牢的18年间，支撑他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铁窗之外还有个女人在等他。出狱后他才发现，身份证在被捕时被弄丢，公安系统“查无此人”。
没有户口，他们无法登记结婚，18年的等待与希望，在“黑户”这个身份面前瞬间暗淡。他们现在分居两地，“不见面至少不用想这些问题。”郑元峰低下了头，默默说道。
因为户籍身份的缺失，“黑户”几乎被剥夺了扮演所有社会角色的权利。他们拼尽所有想要去承担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角色，却在“黑户”的现实面前屡屡败下阵来。
这也导致“黑户”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普遍较低。根据万海远的调查问卷，有超过83%的“黑户”认为是不公平的。近年来，因为这种不公酿成的“黑户”群体悲剧不绝于耳。由于缺乏利益表达的常规渠道，“黑户”往往是形成的策源地，容易成为社会的隐患。而QQ群里的人对新加入的成员也都非常警惕，他们敏感而多疑，缺乏安全感。在群里接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们曾多次被怀疑是卫计委派到群里摸底的，是“卧底”。其他新加入的成员也偶有被质疑的情况。
在提及敏感词汇例如“警察”，他们会用“jc”代替，这是他们在磨合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内部默契的话语体系，不懂这种游戏规则的成员也容易招致怀疑。
户籍制度的核心功能是掌握人口信息，而“黑户”的存在必然带来人口底数的不清，这不仅影响政府决策，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在人口流动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数量庞大的“黑户”为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带来了挑战。
深圳坂田的一位基层民警向我们透露，一般情况下，民警会对辖区内的“黑户”有一定的掌控，但由于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很可能这些“黑户”今天在辖区内而明天就离开了，这种不能及时管理的难题是潜藏着的治安隐患。
“黑户”溯源：户籍管理与计生政策的“捆绑搭车”
户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管理人口，而户籍所捆绑的种种利益，却让户籍制度成了“拿户籍说事”的制度。在万海远看来，户籍管理与计生管理的“捆绑搭车”，已经成了“黑户”问题长期以来难以根本解决的最大根源。
2004年，王长德的二女儿睿睿出生了。依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孩子属于“超生”。她的中国公民身份，需要花费20余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赎买”。因为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条规定：超生一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计征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社会抚养费。
这并非个例，根据我们向深圳二孩父母派发的问卷调查结果，社会抚养费需缴金额在20万元～26万元的超过51%。
由于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料，在超过8成的二孩家庭中，夫妻只有一方有正式工作。经计算，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要存够这笔社会抚养费，需要不吃不喝5.8年。
“我现在每天都过得难受，天天睡不好。昨天梦见计生办的人来家里，骗不识字的公婆交钱给孩子上户口，我当时就吓醒了，浑身都是汗。”一位网名为“千寻”的二孩家长向我们透露心声。
该问卷结果还显示，有79.88%的受调查者表示因为孩子没有上户感到非常焦虑。在“一点都不焦虑”至“非常焦虑”5个等级区间内，每5人就有4人选择“非常焦虑”。
这种焦虑不仅来自对孩子成长发展的担忧，还有对社会抚养费的惶恐。
尽管早在1988年，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就联合下文，禁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但现实却是，各地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将计生与上户口等权益搭车捆绑的“土政策”。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深圳，2015年12月修改的《深圳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仍规定了“上户时公安部门应查验社会抚养费收据和计划生育证明”。
从2014年10月开始，为了给女儿上户口，王长德多次往返奔波于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和深圳市卫计委，都被以“缺少《计划生育证明》、《社会抚养费缴纳凭据》等材料”为由拒绝办理上户手续。
户籍制度的本义是管理人口，但制度设计的漏洞和不规范的基层执法，却引发了违背伦理纲常的社会乱象。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计划外生育的孩子，会被亲生父母送给他人，或者流入网络送婴、卖婴的人贩手里。甚至有些“黑户”孩子被拐走后，父母却不愿意报案。因为孩子纵然找回来了，计生委的“罚单”也就随之而来了，很多父母都选择了沉默。
2016年3月，16岁的未婚妈妈周燕在Q群里信息，想将自己未婚生的孩子送给QQ群里认识的网民。信息发出不久，就有两个网友当即表示“真心求领养”，其中一位网友还愿意给周燕提供“经济补偿”。
事实上，类似的“网络送婴”事件并不是个案。追溯这些孩子父母送婴、甚至卖婴的行为动机，无力缴纳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无法给孩子合法的身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知易行难的“黑户”洗白之路
王长德所期待的二审仍遥遥无期。
按理说，行政案件必须在6个月内审结，可现在已经远超过这个期限了。
新政策的出台给王长德带来了希望，历史或许会将“黑户”定格在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
据新华社报道，公安部在随后的答问环节，表示他们已经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全面摸底排查，摸清本辖区无户口人员底数及有关情况。在户口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还要开辟绿色通道。
一场由上而下清理“黑户”的战役正在进行。
2月2日，睿睿终于等来了那张可以证明她身份的小卡片。落户手续办理得很顺利，过去上户必须的与计生政策相关的材料，如社会抚养费缴费证明，现在都不需要了。
2016年1月21日，我们走访了关外6个基层派出所，从宝岗派出所户籍工作人员处得知，《意见》后前去上户的人数明显增多。近期，辖区内新增的上户人数就有80余人。
但许多超生及未婚家长依然心有余悸，担心一旦孩子上了户，孩子的户籍就成了计生委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证明。
因此，如果孩子不是已届学龄，没户口无法入学，家长一般不会选择在这个敏感时期给孩子上户，而是选择观望。
“现在政策虽然开放了，我们不是不想去上户，而是实在不敢。深圳的计生细则还没出台，上了户口之后谁知道卫计委会不会上门收钱。”家有4岁二孩的小米妈妈在QQ群上说道。
修改后的计生条例说明，2016年后出生的二孩和未婚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将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然而对于此前出生的二孩，国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规定，处理方法只是要求各地政府机关自行决定。
深圳坂田派出所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只负责上户口，超生罚款那是计生部门的事，和我们无关。”坂田街道办基层计生办工作人员则透露：“目前深圳市已经暂停缴纳社会抚养费了，下一步收不收我们还不清楚，还在等上面的通知。”
此外，还有不少二孩父母，尤其是公职人员，因为担心上户口会暴露，最后会被追缴社会抚养费，甚至被开除公职，所以迟迟不敢去落户。
宝安的吴姓妈妈对我们透露，现在孩子需要马上登记入学，但户口一直没敢去办，在等细则出台。“像我这种情况的家长很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也没办法。”她说道。
《意见》的出台不仅让二孩家长看到上户希望，“老黑户”们更是充满期待。
3月24日，在前往广东省公安厅上访一个多月后，郑元峰欣喜地接到了原户籍地陆丰派出所工作人员的电话，让他过去配合调查。
25号早晨，他刚通宵上完班，就坐上了前往陆丰的班车。在大巴上，他告诉我们，他没敢跟女朋友提起这件事，担心又是空欢喜一场。
到达陆丰后，当地民警带他在他奶奶生前生活的村子里转了一圈，让他辨认村子里是否还有其他亲人。但他是个孤儿，从小在外面流浪，这个村子只是他办身份证前夕，落脚一晚的地方。用十几分钟时间追溯近30年前的回忆，显然是没有结果的。
民警记录下他在村里徘徊的身影，回到派出所后，把他对这个村子的回忆写入档案，并作出回应：“上面非常重视你的案子，我们会继续调查，把资料往上递，你回去等答复。”
从新政出台至今，郑元峰在等待了3个月后，得到的唯一一个明确答复还是等。
上户的政策条件虽然放开了，但具体的执行结果还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深圳市卫计委还是陆丰派出所，对如何落实“全面上户”工作部署的问题，给出的回应都是“等上面的指示”。
没有人知道“黑户”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但我们都期望“黑户”时代尽快终结。
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范文第3篇
服务地方经济，凝练办学理念
2002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为了满足高新产业对于技能人才的需要，深圳市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将三所专业侧重不同的学校合并重组成了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院定位为：“立足深圳，服务社会，主要面向信息产业管理和生产第一线，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质和熟练技能的高技能型人才。”
深圳具有良好的软件产业环境和产业基础。目前，深圳市的软件出口占全国29%，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且比重逐年上升。华为、中兴、富士康、金蝶、神舟电脑等全国软件重点骨干企业云集深圳，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因此提出“突出信息技术特色，办好软件示范学院，固本强基跨越发展”的办学理念自在情理之中。
当说起信息学院的探索与发展时，张基宏院长反复谈到团队的力量――张基宏、冼吉昌、陈小波、梁北汉等四位学院领导成员。如果说张基宏教授深厚的计算机学科背景决定了学院的信息技术特色，冼吉昌、陈小波、梁北汉三人丰富的教育研究底蕴则形成了学院求实、稳健的发展风格。在解决如何办校的问题后，怎样教学是摆在新领导团队面前的又一问题。2002年办学之初，学院提出“面向市场定专业、面向岗位定课程、面向学生定教法”的“三个面向”职业教育观。2003年，学院开展全院范围的大讨论，重新审视“我们的学生怎么教”。并结合学院《六年建设与发展规划（2005－2010年）》的制定和讨论，全体师生明确了“应用型、创新性、学习型”办学目标，确立了“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的教学观。
产学研结合，校企互动“双赢”
2003年底学院与联想集团共建实验室，当记者询问为何有此举时，张基宏院长坦言：“我们学院始终坚持走市场化路线，实行开放办学，所设的专业、所学知识紧跟市场需求，与联想集团这样著名的IT企业合作，就是基于这个目的。”
在市场化思路的指导下，学院制定了《合作办学管理暂行条例》、《关于加快我院专业建设的实施意见》等若干管理文件，通过政策支持和经费、场地保障，鼓励各系、专业积极走产学研结合之路。同时，积极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应用型科技开发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形成了多形式合作、多方位互动，校企双赢的产学研结合机制。
人才培养订单是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市场化人才培养模式的产物。这种订单有从入学便开始预订的长单，学生一进校就能明确在今后的整体发展方向，确保学生实现零距离就业。学院先后与地铁公司、富士康公司签订了需求数分别在100和200人以上的人才培养订单；高阳科技公司、诺亚舟科技公司在学院的软件工程系还单独设立了“高阳”班和“诺亚舟”班，用企业真实的软件项目模式进行管理，聘请企业的专业人士授课。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与深圳宙斯网络公司联合培养从事SQLServer数据库、网页制作、网络编程和售后技术支持等专业学生，按企业的订单要求和规格培养。真正实现了人才规格的“无缝链接”和就业上的零距离。到2007年6月30日，学院两届毕业生平均总体就业率在99.30％以上。2005年、2006年底学院举行的校园招聘会，进场企业提供岗位人数每次都是应届毕业生数的120％，总量上毕业生供不应求。
学院充分利用深圳市主导产业十分发达，企业众多，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条件比较优越的有利条件，先后与75家企业和单位签定协议，合作建立了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得到企业的支持，平均每个专业约有3个实训（实习）基地。企业参与院内共享实验室、实训室建设5个，企业将前沿的生产设备和相关技术引进学院教学，支持学院的人才培养。联想集团（深圳）公司投资300万元，与软件工程系共建了“联想工业级实训室”；神舟电脑有限公司投入近100万元的设备，与计算机应用系建立仿真性电脑生产流水线，并派技术人员指导实训课程；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与信息经济系合作，金蝶公司提供一套1192万元的正版K/3ERP企业管理软件，学院提供实验室用房、100台电脑及其他硬件设备，共建了“金蝶管理软件信息化联合实验室”，并设立了金蝶企业管理软件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培训基地，双方共同开展认证教育，颁发由学院与金蝶公司联合签发的认证证书。2006年，学生参加金蝶认证，通过率达到95%以上。
“人才强校”，提升师资队伍品质
学院在高度重视高职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对加强应用型科研开发也非常关注。2005年以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立项的课题有：国家级3项，省级7项，市级3项，院级40项；在课程建设方面，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3门，省级3门，省级思政课程优质建设课1门，院级重点课程27门，网络课程100门；在专业建设方面，有省级和院级示范性建设专业4个；在教材建设方面，学院教师共编著出版教材20本，公开出版教研论文集、调研报告集4部。
近两年来，学院应用型科研项目和课题逐年递增，并呈跨越式发展态势，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3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省科技计划项目2项、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1项，市级科研项目21项，院级科研项目51项。在鼓励教师加强理论研究和科研开发的同时，学院实施“人才强校、强师兴校”战略，制定了《2006－2008师资建设规划》，明确了师资队伍建设的目标和任务，高度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工作。从2006年开始，学院成立了教授、博士“双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招聘小组，院长挂帅组织招聘和考核。通过“双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优化了师资结构，提升了师资队伍的整体实力。由于信息学院职业教育特性，学院特别注意高学历教师和新引进教师的“双师”素质提高问题，2007年组织安排了所有博士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到企业生产第一线实习、调研一个月，并要求写出调研报告。目前，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师“双师”比例从2006年初的50%提高到74.47%。
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范文第4篇
关键词：深圳大运会；城市觉醒；国际化符号；特区文化；青春仪式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21-03
公元2011年8月12日至8月23日，中国唯一的特区级城市成功举办了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兑现了一座年轻的海洋型城市对世界大体联的庄严承诺。深圳也由此获得了应有的国际知名度，适度更新了城市发展理念，完成了一次与国际社会密切融合的程序。深圳大运会的财富将在很长时间内为深圳市民享用，并将一种带有国际时尚和青春理念的城市学符号带入城市记忆的深处。1 国际赛事参与雕铸城市的细节性品质
近代以来，举办国际赛事逐渐成为国际性城市发育和成长的重要因素。重大体育赛事由于其融合了竞技、文艺和文化的多元因素，已经成为一种城市学的主要存在力量。城市发展学、地缘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战略学、规划学和管理学都和大型城市是否举办过大型体育赛事密切相关。
城市不是单纯的城市规划室内的想象性培育品类，城市是从细节开始的。曾获2003年奥斯卡金奖的美国影片《纽约黑帮》曾有一句经典的字幕告白：“美国是从一条街开始的。”中国也一样，大型城市无不具有品味高尚的城市细节，而细节则需要城市叙事能力的填充。如上海，不仅有外滩、租借地、大马路、四马路、大世界、新天地，还有风情万种的静安寺路、淮海中路以及风姿诱人的海派电影、明星掌故、舞厅戏院、影戏评弹。北京也一样，不仅有故宫、长城、颐和园之类的各种名胜，还有琉璃厂、知名学府、宫廷故事、风味小吃、人文传说、文化典籍。林林总总的文化碎片，构成了上海和北京和城市层积。尤其是电影电视和文学艺术的叙事功能，不仅将上海和北京作为一种城市文化整体推介到大众面前，还在区域性细节上凸显出城市的隐形形象。如上海的区，人们可以轻易地说出静安、徐汇、黄浦、虹口、卢湾等著名的区。北京则更可以轻易地列举出朝阳、西城、东城、宣武等名称。城市从细节开始又从细节结束的现象随处可见。再如广州，经过亚运会期间大范围的传媒推介，人们逐渐熟悉了白云、天河、黄埔、海珠等大区名号。这里不妨为深圳作出应有的推介。从地理位置上看，深圳位于我国广东省南部，与香港山水相连，下辖福田、罗湖、南山、盐田、宝安和龙岗6区。全市面积2024平方公里，其区面积为395.81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1071万，其中，户籍人口230万，暂住人口逾千万，是典型的移民城市。2007年深圳市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是中国内地首个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的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显示，2009年度香港位居第一，深圳位居第二，在大陆城市中位列第一。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和世游会、广州举办亚运会、深圳举办大运会、南京举办青奥会，由此格局可以看出，中国综合影响力最大的五个城市代表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五大城市堪称体现中国社会进步的窗口。恰是在这种境遇下，深圳选择了举办大运会。由于北京奥运会、亚运会的冲击，类似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样世界性第三级别的综合性运动会或许在国人心中难以引起强烈的震动，但是，对于深圳来说，则是天赐良机，深圳可以借以举办大型赛事更改自己的城市身份并重新修订自己的城市性格。
客观地说，深圳虽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但在城市定位上存在先天的短板。这种短缺集中体现在其文化根性、属性和生发点方面。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由于人类喜爱群居性生活的本性决定，城市可以容纳和集聚最大量的人群，并为之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于是，城市化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代以来，世界城市的发展出现了新动向，各种非海洋化、大河化和区域交通枢纽化的城市面临全面衰退迹象，而新的城市在获取了新的动能之后，依照新的发展模式急速扩张，且逐渐呈现出三种类型，第一是纯政治中心的首都型，如美国的华盛顿、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亚等，纯政治中心的首都，其城市功能仅限于行政能力。第二是混合性首都型，如中国的北京、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俄国的莫斯科、日本的东京，都是集政治、文化和经济实力于一体的综合实力超强的都市。第三类则是海洋型城市，如美国的纽约、澳大利亚的悉尼、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中国的上海、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等城市。那么，深圳的城市属性更接近第三类的海洋性城市。但是，深圳还有其城市发育的独特根源。严格而论，深圳作为现代城市的创建条件并不优越，甚至面临潜在困境，因为深圳和香港毗邻，而香港和深圳的城市类型大体接近，而香港的城市内涵却比深圳发育得更为成熟，现阶段的香港在法制化、城市美学、城市文化特性、城市功能的优良化等方面，皆优于深圳。香港和深圳在竞争城市资源方面体现出天然的对立性，由于相邻城市竞争而导致另一城市退出竞争的现象在历史和现实世界比比皆是。如当下的天津和北京、百年前的上海和杭州，最终都形成了一主一次的存在格局，京津之争则是北京为主、天津为次，沪杭之争则为上海为主、杭州次之，深圳和香港无法回避这种深港竞争的严酷结局，两个中心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主次规律必要体现其合理性。严格地讲，深圳尚非自然形成的城市，它是计划经济时代规划出来的城市。首先，深圳的城市地位是当年的中央政府出于抵御来自香港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的需求而确立的，换言之，深圳的命脉来源于理念而非自然，这便使得深圳在确定城市规格的时候带有计划性色彩。正因如此，深圳的市政建设一直存在偏失，例如，深圳至今尚无明确的城市美学定位。以城市建筑符号为例，北京的城市建筑色调是宫墙红和灰色四合院的有机融合，上海的城市基调是欧洲风格和江南园林的天然组合。但是，深圳的城市建筑特征难以呈现。街道类似经过改造过的宽阔化的北京市，但是缺乏真正符合经典美学意义的建筑物。
美国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言：“我们当今所谓‘大型纪念性建筑’，首先是权力的表现，而且权力是通过大量昂贵建筑材料，通过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通过雄狮、公牛、鹰等各种神物形象表现出来的，国家的统治者想把自身脆弱的能力同这些神物的强大效力联系起来。”［1］深圳自从建市以来，一直致力于标志性地标建筑的构建，但始终未曾找到了最佳的建筑符号，如完工于1985年的深圳国贸大厦以及竣工于1996年的地王大厦的美学品味历来受到专家的质疑，两者仅可体现出20世纪80和90年代深圳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以高度和速度为上的简约与规范的审美精神，两座建筑更多地聚集了抗拒审美独立性而趋向平庸的平均主义精神，并不足以证明其独特性、深邃性和建筑审美的绝对高度，而深圳建筑群的天际线美学更是少却亮点与说服力，至今鲜有人论证，整个深圳的建筑美学呈现出一种反美学的杂乱无章的状态，缺乏卓越的创造力和审美的震撼力，而深圳为举办大运会建设的众多体育场馆则可以为深圳提供确定新型城市地标建筑的可能。
2 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延伸了城市文化的纵深度
与城市类型相近的上海和香港相比，深圳存在较为明显的缺憾。且以上海为例，上海开埠的建筑理念直接移植的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城市的内在精神则借鉴了古希腊的理性思想，同时加入了近代美国乃至东洋日本强劲而深厚的资本主义化的重商主义经验，这种文化资源和江南富庶士绅的审美理想的融合，终于缔造出上海的城市美学和上海的城市性格。而香港则延续了英皇家族的审美格调和上海移民群的审美习性，两者相互作用，共同融解、促动并组合成了当今香港文化的整体格局。相比较而言，深圳的移民潮更像是中国当年建设兵团朝大西北和北大荒进军的南下式翻版，延续了大运动时代社会动员和个人冒险的移民模式，带有政府鼓励和民众选择的双重意向。深圳移民中许多是各式各样的猎奇人流和不甘心体制内工作和生活局限性的非主流群体。深圳拓荒者的审美理想和理性主义精神原本欠缺，由于缺乏内在优质文化动能的持续支撑，深圳的短期发展、迅猛崛起、狂热掘进的发展模式和效应至今已经遇到了现实性挑战。但是，深圳的价值无可动摇，它的存在体现了在计划经济僵硬的经济秩序下的一种唯一性的解放的可能性，体现了国家在一统河山所必须的整一化的状态下局部的宽容、松动和自由理念的存在价值，深圳几乎成了规训化世界里唯一的一种宽容非规训能量存在的最后的空间，是抗拒整体性、全方位以及独立性创造力的社会中唯一一种融解、涵养和支持创造力的现代城市。深圳作为开拓精神的强力代表，其拓荒的劲头很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它比拉斯维加斯少了几许赌城的狂野和暴烈的个性，而多了点东方式或南方式的含蓄和安详情调。但是，深圳曾经经历过一穷二白的局面，首批涌进深圳的深圳人信奉和崇尚过艰苦奋斗的理想，这种理念直接影响了深圳的城市概念，深圳的城市建设脱胎于简单化的构成理念，从当今深圳大量设计雷同、简陋排列、材质粗糙的建筑群体上即可看出，深圳市政建筑美学构成的无个性、简单化、兵营化、非艺术化特质，使得深圳无法和上海、香港、纽约、悉尼等同类型城市相提并论。这种落差将在很长时间内极大地制约着深圳人的自信心，折磨着深圳人的信念体系，因为深圳至今仍处在热情泛滥、简单爆发、过度张扬的状态中无法自拔，而未曾经过精致化、艺术化和安闲化生活阶段的陶冶和涤荡，无法凸显其作为范式化、高尚化和典雅化城市的特殊品位。
退而言之，深圳或许不是文化沙漠，因为深圳人的平均学历全国最高，深圳人的人均购书量全国第一，深圳还拥有全国顶级的书城、体育场馆和大剧院，更让深圳人醉心的是深圳人拥有骄人的GDP战绩。但是，深圳在强调自身优越性同时，却在无意中触动了难以遮掩的城市短板。既然深圳营造出一种城市犹如战场的感觉，那么，城市的雍容层面、安逸层面、风雅层面、书卷层面、精微层面、宽容化层面如何体现，则成为深圳市民和政府官员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深圳缺乏的东西还很多，如深圳从来就没有类似香港的电影和电视制造业，没有上海曾经拥有过的文化中心时代，北京当下性的文化中心地位，广州、南京、天津、杭州的文化厚度，而在文化上甚至不及成都、武汉、西安、苏州、太原等城市。因此，自从深圳建市以来，各种争论之声几乎从未中断，一种是竭力挖掘出一种足以体现深圳历史厚重感的呼声。“深圳建市虽然只有29年，却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志书记载，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就已经在此地建东官郡和宝安县，距今已有1600多年。从深圳先后开展的三次文物大普查所获得的资料看，深圳地区有7000年人类活动史。通过文物大普查，发现深圳的遗存包括50多处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遗址，还有为数相当可观的近代遗址、遗迹。深圳的遗址发掘还曾经跻身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资料和志书资料都证明，深圳有7000年的人类开拓史，1600多年的建置史，1000多年的海外交通史，600多年的城堡史和海防史，800多年的移民史，300多年的华侨史，100多年反抗西方殖民主义斗争史。我们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化遗迹，形成了深圳特有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奠定了深圳的文化根基，是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和发展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遗产。”［2］深圳在急速成为经济巨人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属于自己独特文化身份和历史品节的徽号。而这种城市身份的认知和归位欲求则是任何一座年轻的青春型城市无以跨越的发展中的城市觉醒意识的自然体现过程。
3 综合性体育赛事提升城市的自我完善能力
深圳的确拥有良好的经济成就和迈向国际化城市行列的各种其他资质，并且一直保持了拓荒牛式的巨大的创新精神和高度的城市宽容力，但是，深圳过于简约化的城市内涵却将城市的审美力降解到了超低位的状态。正是在如此急于改变深圳城市内涵缺失的背景下，深圳人热切将大运会看做是特区城市破茧而出、凤凰涅式的突进式仪式。国内的社会学家曾认为：“仪式应先于城市而存在，当人口增长、职业分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等社会变迁接踵而来的时候，仪式与人类一起悄悄地演变为城市的一部分，并经受着与乡村不一样的世俗和宗教的洗礼，渐渐地与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城市繁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因此，热切期盼以一种文化仪式来改变自身命运的理想和态度本身就蕴含了非理性的成分，例如，深圳市曾庄严地向大体联保证，深圳将举办一届历史上最精彩、最圆满、最有影响力的大运会。这个口号和2000年北京向奥组委承诺的将举办一届“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一脉相承。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很多事件并未完全按照国人预设的路径发展。北京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仅仅使用了“exceptional”一词，该词汇仅可译作“异常的、例外的”之意，而无法翻译成“精彩的”。罗格未曾给出令北京奥组委完全满意的评价，有文化理念的缘由，也有政治平衡的原因。因为如果给了北京奥运会最高级的评语，极有可能伤害到整个奥运会举办国的情感，从而损害奥运会的整体形象，触犯奥运会的整体品牌地位，影响奥运成员国的根本利益，从而毁掉了奥运会，而这同样是国人事先应该判断到位的国际礼仪文化。
仪式具有功能性，但也具有文化性，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认为：“功利论功能主义是对文化对象的内容与内部关系的功能性盲视。只有在考虑其工具理性效用时才会说到内容，而其内在一致性也由此被神秘化为其外在的实用性”。［4］国人反复申明对最高级举办规格的承诺，仅仅反映了国人难以见融于世界现代文明体系的极端性心理，是一种将仪式看做唯一象征性征服符号的非良性心理的狂躁性和褊狭性表征，基本倾向于非常态心理的范畴，国人已经将仪式看做一种过渡实用化的文化品类。在国内经常见到换位思考的词汇，而国人唯独在对外活动中遗忘了换位思考。深圳大运会组委会仍然要追求最高级的词汇表达，则说明深圳市对世界体育组织的认知有限，是一种单方面和非理性的意愿。世界大体联充分理解深圳的决心和意愿，大体联主席基里安仅仅礼貌性提出了愿望：“我相信深圳将举行一场最成功的大运会，而大运会将为深圳赢得声望。”大运会仅仅是一场国际仪式，但并非专为某个具体的国家设立，因此，国人对待大运会本身即需有和平、稳健和优雅的礼仪性态度。在运动中争取最高级并不意味着在礼仪文化中追求最高级，代表中国的深圳也理应在日后的工作中调整好自己的礼仪措辞，避免出现类似北京奥运会时出现的尴尬。可以预见，出于仪式的稳定性需求，基里安无以为日后的各种情况作出极端性评价，而深圳如果可以获得一种温和的评定，已经同等于成功或等同于最高级，因为除却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外，中国的最高级表述素有和西方的最高级表达有语汇学的差异性。
深圳大运会还有许多具体的细节性挑战，如相比较北京奥
运会的高调传播力度，深圳大运会和广州亚运会一样，属于低调宣传、迅速扩张的类型。由于央视等国家媒体的传播方式决定，广州亚运会在赛前的数天才展开了大范围的宣传。但是，集约式的信息扩张，一度夺走了同样为国际性大型活动的上海世博会的光芒。从上海方面的视角看，广州举办亚运期间，上海世博会陷入相对边缘的地位，这其中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国家在组织大型国际性活动应当考虑其非重叠性，二是国家传媒在宣传的类型化区分方面要做出更为精细的规划，否则，同样的一种世界性大型活动，却有可能导致传播领域的抵牾性损耗。深圳举办的大运会同样遇到传播学意义上的抵触现象，2011年7月16日至7月31日，上海举办国际一级规格的第十四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届时会出现观众审美疲劳和媒体关注力分散的问题，这将考验到中国国家传播能力的运作能力，相关部门必须面对的则是各种传播实体对社会效应、经济制约和地区权重等矛盾。
自从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以来，2001年，北京又举办了第21届大运会，2008年则举办了奥运会，加上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2011年的上海世泳会以及2014年南京举办的青奥会，中国人对举办大型的仪式化内涵强烈的体育赛事体现出了极高的追逐热情。这一方面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人急欲表白身份更迭信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废除旧的礼仪系统后，仪式市场出现了大片真空地带。选择大型体育赛事作为提升城市功能、完善城市理念、改进城市风尚的工具性契机无可厚非，但是，过度强调体育这种刚性化的文化事项，仍有可能伤害到城市优雅性柔性品质的内涵，影响到优雅型文化基因的发育和成长，最典型的例证是香港、纽约、上海都非举办过奥运会或其他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城市，却是城市品格发育最为完整、城市元素最为均衡、城市内涵最为丰满、城市机体最为健康的城市，这三座世界级城市也是在近代化、现代化过程市政建设和美学规划出现偏差最少的城市，其中的规律不得不让人省思。
深圳是邓小平时代最为纯粹的新型沿海城市，其最大的城市特征是其仅仅积累了30多年城市年轮，深圳市的这种青春特征为其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而深圳也始终未曾遗忘自己的青春身份，大运会则是其青春都市觉醒过程中的阶段性符号。
参考文献：
［1］ ［美］刘易斯?芒福德;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72.
［2］ 黄玲.深圳以什么历史文化迎接大运会［J］.特区实践与理论，2008(5):97.
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范文第5篇
李灏主政深圳8年，在这个舞台上，李灏大胆推进了一系列曾备受争议的改革。李灏离休后，记者采访时都会问一个问题：“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魄力、这么大的胆量推动改革，您难道不怕失败、不怕被责难吗？”李灏回答说：“你有权力去搞改革，而不去做，就是渎职，这种责任感我还是有的。”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利合于国。”这是李灏最喜欢的《孙子兵法》上的话，也是他内心真实写照。做事既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识大局，守本分，知进退，有担当，这就是李灏：一个改革者，一个明白人。
“我是上前线了”
1985年，李灏年近花甲，人生出现重大转折。这年8月，李灏受中央委派，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空降”深圳，担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次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改革大潮把他从幕后推到了前台。
当时，对经济特区这个新事物，境外有些媒体将其与国内以往历次“运动”联系起来，看成又一次“”，认为热闹一阵子就会草草收场。内地一些思想守旧的人也把深圳当做“异类”，大加挞伐。有些人好心地劝李灏不要去深圳，还有人很直白地说“去那里是送死”。在这样的语境下，南疆边陲的深圳成了一个敏感的地方，想到要置身于这样云谲波诡的环境，自然会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感。李灏难掩复杂的心情跟家人道别，他说，“这次我是上前线了，你们都不要去”。
不少人对李灏南下深圳感到突然，港澳媒体报道用“京官南下”、“空降深圳”等字眼。不过李灏认为这是一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安排。李灏对特区并不陌生，他全程参与了特区的筹划及一些重要政策的拟定工作。
1978年5月，中国政府派出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了法国、丹麦、西德、瑞士和比利时，李灏参加了这次考察。回国后，谷牧指定王全国、王维澄和李灏一同起草“西欧考察报告”。这份“考察报告”成为当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议的主要文件之一。
1979年，李灏参加由谷牧主持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并参与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不久，中央批准了两省的报告，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中央1979年50号文件。50号文件赋予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是实行财政大包干、扩大对外活动的权限和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第二次两省会议在广州召开，出台了中央1980年41号文件。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到特区进行调研后，协助谷牧主持两省会议；李灏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次会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实质上扩大了特区的功能和任务。
1981年，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各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出席，周建南、协助谷牧主持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央1981年27号文件，对经济特区的重大政策做了较全面的规定。李灏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3年春节前后，李灏随同时任总书记的到广东、海南、湖南、湖北等地调查研究。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特区，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不久，李灏从国家经委秘书长岗位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分管、协调经济方面的工作。
1984年，李灏参加由国务院与中央书记处联合召开的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了沿海地区开放政策，并决定开放天津、大连、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城市。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李灏不仅参与了经济特区的筹划，而且对中央的政策和意图把握准确，对地方的实际操作也颇为熟悉。他的这种特有经历早已被中央领导人注意到，他几次成为深圳特区主要领导的人选。因此，1985年中央决定他去深圳工作，他并不感到很意外，只是感到责任重大。
尽管李灏觉得自己并不是最合适人选，但对中央的决定还是服从。李灏回忆说，到深圳上任前，薄一波、万里、胡乔木、姚依林、尉健行、田纪云、谷牧等中央领导人都找他谈过话，有的领导还不止一次谈话。一个副部级干部的调动，惊动这么多中央领导，非常少见。他认为并不是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经济特区太重要了，中央给予了高度关注。
李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最关心的是“试验权”问题，没有这个权，有名无实的特区，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个人事小，误国事大。赴任前，李灏向总理请示：“深圳是否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如果深圳是改革开放试验地，深圳是否有一定权力，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当得到明确答复时，李灏放心了，心里有数了。多年后，他曾经对媒体坦言：“如果没有改革试验权，当深圳市长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们的调整是积极的”
李灏上任前后，深圳已面临一场悄悄袭来的危机。到1985年，深圳的建设仍是一片兴旺。但是，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危机，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欠佳，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脱节。市政府向银行的贷款，累计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支，背上沉重的债务。
这些问题引起香港媒体注意。香港学者陈文鸿发表《深圳的问题在哪里》，引发香港媒体对深圳的非议，《信报》更是连续发表“十二评”，认为深圳建立在“假大空”的基础上，已到了“内寒外热，百病缠身”的境地。（几年后李灏在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遇到陈文鸿。陈问李灏：“你怎么到深圳工作了？”李灏开玩笑说：“不是你调我来的吗？”香港媒体的报道，把深圳推到风口浪尖。没有这个背景，也许李灏不会被调来深圳主政。）
中央和省里对深圳特区极为关心，认为深圳出现经济过热迹象，要求调整降温。调整是中国最常见的调控经济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往往形成“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深圳这次调整，能否跳出这个怪圈？李灏奉命调整，深感重任在肩，丝毫不敢懈怠。
调整期间，极易迷失方向而导致仅关注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或者打着调整的旗号重回老路。李灏方寸不乱，眼光放远。他敏锐地认识到，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的。他在1986年7月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事情往往是这样，当某些危机已经悄悄袭来时，人们还在兴高采烈之中，而当潜在的健康因素在生长时，人们又未加注意。”
调整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有保有压。一方面压缩不必要或未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市政府对全市在建和准备建设的1532个基建项目作了重新审查，果断地停建、缓建804个项目。另一方面，集中资金重点发展外向型工业项目，着力开发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产品。1986年仍有152个新工业项目投产，当年工业总产值比1985年增加36%，奠定了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
调整期间，政府的调控功能凸显出来，但政府不是全能的，企业也只能承担有限责任。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道理，当时却少有人明白。李灏认为，厘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尤为重要。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服务，而不是办企业牟利；国有企业不仅要有明确的责任体系，还要设立“隔水仓”，让国有企业都变成有限责任公司,避免因个别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将政府拖入无底洞。李灏主持市长办公会议对政府职能“约法三章”：不能乱贷款，不能乱担保，不搞公共财政赤字，希望今后不论谁当市长，都要守住这个底线。
这次调整是深圳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调整，深圳不仅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经济下滑问题，反而走出了经济发展的困局，步入良性发展的新轨道。
“按国际规则打篮球”
调整只是改革的前奏，改革才是更大的硬仗。只有突破体制障碍，推动制度创新，才能跳出“放―乱―收”的怪圈。
计划为主还是市场调节为主？曾经争论不休。深圳的改革试验，就是在检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兼容”。李灏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提出，深圳的改革要朝着“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方向推进。“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有意避开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既参照国际惯例，又从实际出发，走出自己的新路，这是深圳改革的重要特色。
李灏导演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他说，深圳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是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得不去解决，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一些问题解决了，可为以后的改革铺路。先易后难，步步为营，由单兵突进演变到综合配套。深圳迎来了改革出台最为密集的黄金期。
见效最快的改革是建立外汇调剂市场。李灏上任不久，遇到著名的“特发外汇案”。深圳特发公司参与“倒卖”外汇，被中纪委派出的专案组调查，专案组准备拘捕特发公司总经理和一名副总经理。李灏了解案件经过后，认为深圳已在准备外汇调剂改革，特发公司做的合理不合法，外汇也只在自己企业内部调整，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特发外汇案”给李灏的震动很大：同一件事情，置于不同的政策法律环境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深圳特区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若不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各项工作就如同捆住手脚，无法施展。不改革外汇制度，诸如“倒汇”的问题还会发生；不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一句空话。李灏上任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外汇调剂中心等四个机构。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这项被称为阻力最大的改革，在深圳破冰。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一场从未有过的土地拍卖会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李灏陪同李铁映、周建南、刘鸿儒等悄悄坐在后排，前来观摩的还有参加全国市长培训班的市长们。这一天，敲响了新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第一槌”。土地在中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改革突入到，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宪”这项罪名可是不轻。李灏不是鲁莽之人，在实际操作中慎之又慎。派人考察香港土地制度，几度邀请专家学者来深圳专题研讨。不仅如此，他还到北京全国人大面见彭真委员长、王汉斌秘书长，直陈土地制度的弊端。正是由于深圳的改革实践，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住房制度改革是最费精力的一项改革。1987年，深圳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房改方案。深圳提出“提租出售”的思路，房改办工作人员走访了5000多人，统计出14万个数据，经过反复测算，广泛征求意见，1988年6月，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实行“双轨三模式”：一种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决公务人员和教职工的住房问题；第二种是由市场提供商品房，房地产公司开发销售；第三种是微利房，面向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困难职工。当时，深圳基本解决了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同时满足少部分富裕起来人士的需求。但遗憾的是，这项改革制度并没有被巩固下来。随着住房货币化、市场化潮流兴起，深圳也开始“随波逐流”，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福利房制度被取消，两条腿走路仅剩下市场化一条。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房改方案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比如，福利房、微利房作为周转房，应优先由政府收购，要卖只能卖给政府，这一条没有实行。另外，对租房的认识不够，在当时条件下，可能还做不到“居者有其屋”，但可以朝着“居者有房住”的方向努力。
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无人敢碰。李灏回忆说，他还在国务院工作时，曾看过一份世界银行关于中国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在不触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把笼统的“国有”变成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持有，分割成若干个利益主体，并逐步推进员工持股。这一思路给李灏很大启发，国企改革只能从股份制突破。1986年深圳推出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政府文件，由此，深圳打响了国企改革的攻坚战。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国内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都在深圳诞生。深圳的改革试验，触到了产权问题。当时，私营企业身份不明，没有合法地位。李灏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连外资都可以办企业，中国人反而不能办？可否绕过所有制这一敏感区域开启一扇试验的窗口？在他的推动下，深圳市政府1987年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无形资产入股办企业，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深圳华为就是那时诞生的，不少中央、省里领导慕名来华为公司参观考察，心中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没有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华为是怎么搞起来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如实回答道：“我们是靠一份红头文件起家的。”任正非所说的“红头文件”，就是指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这一政策的出台，点燃了无数怀揣梦想的科技人员的创业激情。
风险最大的改革是建立证券市场。当时很多人认为资本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反对的声音特别厉害。深圳市政府1988年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迫于压力，后来把“资本市场”改为“证券市场”。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试营业”。第二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补办了开业仪式。在开业典礼上，李灏很高兴地说：“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是我市在经济、金融活动中逐步走向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深交所开张前，股票黑市交易近乎疯狂。在交易所开张的同时，深圳市政府了取缔黑市交易的通告，同时调整涨停板的幅度，但没想到带来的后果却是长达9个月的股市暴跌，面临全面崩盘。深交所负责人禹国刚找到李灏，请求政府出面救市。李灏说，股市下跌，政府出手救市，最重要的是恢复股民的信心，不能再等了。李灏和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等一起商量，市政府动用两亿调节基金秘密救市。从9月7日悄然救市开始，到10月3日不足一月，股市冲出谷底，市场人气重聚。建立证券市场，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缺乏经验，管理不善，也会酿成大的风险。深圳股市“8?10”风波就是这样发生的。李灏说，股票风波是他平生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作为市委书记，出了那么大的事，对深圳特区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心里很不安。好在中央支持了深圳证券市场的改革，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关掉深交所。2007年由中国证券市场周刊发起“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杰出贡献人物”评选活动，李灏名列十名杰出人物榜。颁给李灏奖牌上的评语是：“视野开阔，证券市场摸着石头过河；胆识过人，开设证券交易所不惜赌乌纱。”
最费时的改革是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这项改革从1987年酝酿，经过考察、反复论证，到1992年出台方案，前后历时五年。过去实行供给制，保到老死，搞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不与个人贡献挂钩，这显然不符合改革的方向；照搬西方，特别是高福利国家那一套办法，寅吃卯粮，过度消费，我们也搞不起。通过考察，反复比较，深圳社保方案参考了新加坡、智利的一些经验，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这项改革方案覆盖了养老、医疗、工伤三大领域，一项改革解决了三大难题。199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灏和郑良玉去北京拜访劳动部负责同志，征求他的意见。这位负责人爽快地说，“你们是特区，也有一定条件，你们搞这个试验我不反对。但目前我们国家财力有限，你们这个方案恐怕还很难在全国推开”。不久，市政府就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同时颁发了《职工养老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职工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深圳的改革需要立法权，在大力推动各项改革的同时，深圳也在积极争取立法权。当时只有国家和省一级有立法权，授予一个经济特区立法权，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先例，其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李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立法权就没有改革权。”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不断吸引外商投资，可是却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外商对特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同样也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驾护航。几经周折，全国人大终于授予深圳立法权。有了立法权，意味着特区法规只要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就可以了，深圳具备了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李灏说，“获得立法权，这是中央对深圳最大的支持”。
两手都要硬
李灏南下履新前夕，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尉健行找他谈话，询问有什么困难？李灏坦率地说，很多困难通过努力都可以克服，惟独对两件事没有把握，一是发行特区货币，一是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脑海里盘旋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李灏在民主法制、行政体制、思想文化教育、新闻舆论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
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监察局。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做法，1987年成立的监察局，与检察院、反贪局不同，监察局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同级”，重点是监察市政府领导班子，从市长开始。首倡“立法、教育、办案”的六字监察方针，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其次是教育，最后才是办案。李灏说，与香港、新加坡不同，我们提倡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既体现出法律的尊严，也体现出爱护干部，善待同志，保证我们的事业不受大的损失。
注重新闻舆论监督，鼓励批评报道。在1986年深圳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李灏指出，特区的新闻工作者要以主人翁精神，着重抓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是抓好新事物的宣传报道，热心地为新事物鸣锣开道，促使其茁壮成长；其次，注意抓倾向性问题的报道，善于抓住一个时期带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批评揭露，尽可能使一些不良倾向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三，要抓好典型报道，包括人和事，也包括对一些专题的调查剖析。李灏认为新闻报道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也要适当登些批评稿件，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报纸不开展批评是没有生气的。即使是他本人或市政府的某项具体工作，如果确实做得不好，批评一下对于改进工作有好处，应该欢迎。
深圳率先在全国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早公开招考局级干部，对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作了大胆尝试，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对行政体制改革，深圳也做了一些探索，曾尝试设立政务咨询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将决策、执行、监督有效整合。
一座城市要有高扬的精神旗帜。1986年，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深圳提出“开拓、创新、献身”的特区精神。对“特区精神”，李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深圳特区是多元化的社会，可以表达多种意见，自由空间大，但不能没有主旋律，“开拓、创新、献身”就是主旋律。特区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吸收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成果，形成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9年，李灏在《求是》发表《抓好法制、道德、理想教育》文章，再次阐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李灏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该从法制、道德、理想三个层面提升精神文明水平。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人们的行为靠什么来约束？主要靠法制。商品经济最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自由和平等，是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竞争，要求人们尊崇诚实守信、质量至上、追求效益等观念。理想教育是更高层次的思想教育，一个社会，需要有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更需要有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就是人的理想。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这几个方面都抓好了，全社会就会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必定是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平教诲终身难忘
李灏主政深圳8年，最令他难忘的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李灏回忆道，这次小平很兴奋，一路看一路讲，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发展成就。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深圳基本搭起来了，小平感到有抓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得通的。他高兴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要敢闯，往哪里闯？小平同志点破了中国改革的敏感――市场经济。他说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李灏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在陪同去华侨城参观的路上，他向小平汇报说：特区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要反哺内地，1989年深圳成立了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每年从市财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以低息贷款方式帮助扶持贫困地区，发展造血项目。小平听了很高兴地说，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带动后发达地区，将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
“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小平所说的八年，正好与李灏主政深圳时期相吻合，这是对特区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李灏人生的最大褒奖。
变革时代经受艰苦磨炼
半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时代变迁，在李灏身上打下鲜明的印记。可以说，时代的滚滚洪流推动他不断进步与成长。
李灏少年时代酷爱读书，渴求知识，立志学到知识和本领，报效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在他脑海里萌芽。李灏的家庭是一个特别的家庭。1939年、1941年，李灏的父母先后病逝，他的二姐李嘉、二姐夫梁之模和表哥郑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李灏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从1941年开始，中共茂电信地委和电白县党组织就以李灏家为秘密据点开展工作， 1941年至1949年间，地区和县领导人在此活动和隐蔽长达八年之久。
李灏1943年高中毕业后，本来打算去昆明投考西南联大，因家庭困难筹措不来旅费，他只好在当地找事做，先后在两个乡村小学担任校长。李灏先后安排中共电白县委负责人严子刚及刘俊才、黎成儒担任教导主任，学校骨干也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46年，李灏的三位亲人被残忍杀害。国难家仇，对李灏触动很大。李灏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安排下，他积极配合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
1946年初，李灏从家乡步行到广州，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西大学等院校举行的招生考试。放榜后他惊喜地发现，所报考的学校均录取他，并且名列前茅。李灏就近选择了中山大学，成为农业系的一名学生，师从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教授。大学期间，李灏在投身学校各种进步活动的同时，还与刘积昌、李卓儒等成立“电白留穗同学同乡会”、“秋白社”，秘密出版《电风》、《电声》刊物，同时多方筹款、筹物运送到茂电信游击区。1947年他参加了党的组织地下学联，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李灏的身份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从学校撤出，调到粤桂边区茂电信地区工作，从而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期间李灏开展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最出色的成果就是策动陈赓桃起义。陈赓桃是李灏的一个疏堂舅父，原是正规部队的团长，山东战役后回广州，任广东保三师少将副师长兼保九团团长。李灏利用关系主动做陈赓桃的工作，吸收陈的两个儿子参加地下学联，共同做策反工作；乘陈招兵买马之机，介绍一些可靠人士进入保九团。1949年10月，陈赓桃率领保九团及保十团一营共1000多人起义，茂电信一带局面发生很大改观。起义部队整编后，粤桂边纵任命李灏担任边纵暂二团一营教导员。
1950年，粤桂边区全境解放，李灏从部队调回电白县工作，参加支援前线、民主建政、恢复经济和等工作，先后任电白县政府党组成员、秘书、科长及工作队长、区委书记等职务。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归队，李灏奉调北京，这一去就是32年。这个期间，李灏经历了农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对外经济贸易等不同岗位的历练。
最初李灏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参加了国家“一五”计划农村部分的调研和起草工作。1956年国家计委一分为二，李灏被分配到国家经委工作，任国家经委农业局综合组组长。两年后，国家经委的职能调整为主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李灏的工作从农业转到工业上。1960年李灏担任经委领导的秘书，直至1965年。1965年3月，他调到新组建的国家建委工作，任党组办公室副主任。
“”开始后，李灏一度受到冲击。1969年恢复党组织生活，重新开始工作。其间，曾调到小“计委”工作一段时间，参与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第一稿的起草工作。以后，李灏又回到国家建委工作，直到“”结束。
1979年8月，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成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一个机构两个名称），李灏任“两委”的副秘书长和专职委员，从事对外经济工作。1982年，国务院各部位机构调整，他调任新组建的国家经委委员、秘书长。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李灏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组织参与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李灏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只是“幕僚”，但对农业、工业、交通、建设、外经贸等都有较多了解，他熟悉了国家经济运行的机制，锻炼了个人的工作能力，又培养了宏观经济观察能力。多年积累的知识财富和工作经验，为他日后在深圳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特区招牌不能丢
1993年4月，李灏从深圳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部级）。他分工主要抓立法工作。八届人大期间，财经委员会负责证券法、银行法、国有资产法、破产法、期货交易法等10部法律起草工作和几十部法律草案的审议工作。
2004年9月，李灏经中央批准离职休养。李灏说了几十年，年事已高，要开始做一个清闲人。其实，他离休后依然忙碌，非常关注深圳的发展。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特区内外一体化、深港合作、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大学城建设等，都是他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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