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工作经验总结{汇总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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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1篇

回顾我国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历史，不难发现，媒介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经营管理发挥作用越大，此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也越受到重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的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研究已经起步。在当时出版的新闻论著中，徐宝璜、戈公振等就相当关注报业的经营管理；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1925年上海南方大学成立报学系时，分别开设了“新闻经营法”和“报馆管理”的课程[1]；1929年复旦新闻系成立时，提出的培养目标就包括编辑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1930年，吴定九的《新闻事业管理学》和刘觉民的《报业经营和管理》出版，谢六逸也在《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一文中提到要开设“报馆组织、管理、广告、发行”、“杂志经营与编辑”等课程[2]。解放前至解放初期，不少学校都设有专门的报业经营课程。当时，私营报业的收入来源以广告、发行经营为主。后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媒介功能完全转移到宣传上来，单纯强调政治属性，完全依靠政府补贴，除少量的发行收入外经营工作基本停滞。由于没有媒介经营的现实需要，大学新闻系的此类课程逐渐取消[3]。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八家中央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以此为标志，我国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工作掀开新的篇章。到80年代中期，这一制度在中央和省级新闻机构得到普遍实行。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报刊经营管理”正式列入第三产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媒介的经济属性愈加明显，有效的经营管理直接促使媒介告别了依靠行政资助运作的历史，走上自负盈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道路。时至今日，媒介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媒介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经营管理对媒介的生存和发展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媒介管理者来说，抓好内容管理的同时做好经营管理非常重要，如何合理运用媒介的人、财、物等资源，实现媒介的生存、发展目标，是考验管理者的重要课题。根据中国加入WTO签署的协议，媒介市场尤其是媒介经营领域正逐渐对国际传媒有步骤、有策略地开放，面临着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的“内忧外患”，媒介竞争的成败关键日益体现在媒介人才的竞争，而经营管理型人才奇缺的现实却正成为束缚诸多媒介提升综合竞争力的瓶颈。找一个新闻业务水平高的总编辑比较容易，找一个能力好的总经理却是难上加难。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人才的成长环境和培养机制上。

二、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目前，全国主要新闻院系多数均设有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课程，如《媒介经营与管理》《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媒介管理研究》等，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内容大致接近。主要包括：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模式、广告与媒介经营、媒介物质与设备管理、财务管理与成本核算、计划与统计、人事管理、媒介多种经营等内容。和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业务课程相比，媒介经管教育在意识、课时、师资、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据笔者了解，不少新闻院系的新闻学子认为，媒介经管课实际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突出表现在：好教材少、好老师缺，理论讲得多、实践机会少。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意识上，没有真正重视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虽然复旦、人大、传大、清华等新闻院系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了媒介经营管理的课程，个别院校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中心，但总体状况尤其是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媒介经营管理学由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融合而成。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由于其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仅作为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没有受到新闻院系的真正重视，也没有成为新闻学子求学成材的热门方向。从专业划分来看，独立的媒介经营管理专业出现时间仅三年；从课程设置来看，核心的还是新闻传播史论和采、写、编、评等传统课程。以复旦新闻学院本科生写作课为例，就有《新闻写作》、《当代新闻实务》、《高级新闻写作》等多门，而媒介管理课程却只有《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两门[4]。而且，课程总共4学分，60多个课时。日常教学中，老师多半鼓励学生立志要当名记者、名编辑，较少提及成为名总经理、名发行人的。实习期间，学生们多数选择到新闻部，主动要求去发行、广告部的极少。可见，媒介经营管理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太低，没有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

2、内容上，重报业轻其他，教学体系不够完善。从20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我国的新闻教育就有以培养报业人才为目标的传统。在这种大的培养目标下，新闻教育也存在重报业轻广电、网络等的弊端，媒介经营管理教育也不例外。从现行使用的媒介经管教材看，多数内容围绕报业展开，广播电视的经营管理较少，对网络等新媒体更是基本不涉及。此外，媒介经管类课程单一，教学体系不科学、结构不完善。对想要掌握媒介经营管理基础理论和基本业务的学生来说，应当学习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财务学等诸多课程，一门或者两门的课程远远不够。由于课程少、课时短，很多需要深入的地方只能简单处理，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务等方面的知识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这种重新闻学、轻其他学科，重管理体制和结构、轻经营方法和策略的教学体系亟待改进。

3、教学上，师资缺乏，偏重肤浅单一的理论介绍。新闻学和管理学，都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理论积累之外需要较多实践。和采、写、编、评的时间相比，经营管理的实践机会非常少。教学方法上基本以课程教学为主，偏重理论知识。实际上，媒介经管的理论知识，如果光靠课堂讲，只停留在“传道”阶段，达不到“解惑”目的，很难真正激发兴趣。这种现象一方面跟媒介经管教育的传统有关，多数教师本身就缺乏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系统知识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跟媒介经管的实践特点有关。一般来说，学生在媒介实习时，接触经营管理部门的机会很少，毕竟管理工作需要一定的层次和水平，即便实习也有经验壁垒。

三、改进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对策

改进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迫在眉睫，但又不能操之过急，应该把理论研究和实践培养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着手从学科完善、课程改革、教学方法、培养模式等诸多方面做深层思考和踏实探索。

1、提升学科地位、健全教学体系，本科生重普及、研究生重深化。要把媒介经营管理教育放到重要地位，真正给予重视，继续提升其学科地位，总结特点、摸索方法。复旦大学已经单独设立了媒介管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中国人民大学也设立了传媒经济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从趋势看，媒介经营管理学科数会在近几年内形成一个发展高潮。融合了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和财务学等理论的媒介经营管理学，如果能够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形成一个新的学科群，对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将大有裨益。同时，也要制定可行的教育目标和策略。笔者建议，对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区别对待。本科生媒介经营管理课可以普及为主，帮助学生建立基本概念，对经管知识有初步了解；而研究生教育是重点所在。一则，研究生理论和实践的积累相对教多,复旦大学就要求媒介管理学研究生之前必须有三年及以上的采编和管理从业经验；二则，研究生教育强调“术业有专攻”，有两到三年的时间集中研究，加上课余时间充裕，可到新闻单位实践调研。这些有利的外部条件，对提高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效果大有好处。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代媒介平台;新疆培养班;平台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校园现代媒介已建立了校报、校园网络、校园广播、校园QQ群、宣传橱窗、网络视频等平台，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立足于学校、服务于师生，贴近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满足大学生的需要，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2011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提出新疆未就业少数民族普通高校毕业生赴对口援疆省市培养计划，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最终在2011年3月启动。新疆培养班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对于各培养院校来说都是挑战，在短期内准备食宿、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管理模式等工作，各培养院校都在实践中探索，切实做好培养工作。

笔者认为在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多种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将“现代媒介平台”与教育对口援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比生搬硬套的管理制度更生动，更有利于学员适应新环境、明确学习目标、加强沟通交流、提高汉语言文字能力、获得未来工作岗位所需的工作经验和能力，最终完满达到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一、新疆培养班学员的特殊性

1.年龄差距大

根据文件精神，新疆未就业少数民族普通高校毕业生是指自2002年以来沉淀的未就业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从2010年到2013年，在对口培训的学员总人数达到606人，他们的年龄区间在19～33岁之间，最大跨度为11岁;其中25岁以下的87人，占培养人数的14%;25～30岁之间的是主力，共468人，占培养人数的78%;30岁以上的51人，占培养人数的8%。由于年龄结构的复杂性，他们之间的生活状态、婚恋情况、工作经验等生活经历差异较大。

2.专业差异大

从培养班学员的学历看，从大专到本科均有，且大专占多数，涉及文、理、工、医、农、商等40多个不同专业，学科背景各有不同。这些学员培养考核合格后，将返疆到乡镇、街道事业单位就业，成为服务新疆各地基层、扎根基层的骨干人才，所以他们在粤培养期间的学科需求也是各不相同的。

3.汉语基础差异大

新疆培养班的学员虽然都是来自新疆，都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但由于家乡背景不同，导致他们的汉语基础差异很大，有的学员可以直接沟通交流，有的加以书面文字辅助，有的需要翻译，这为教学、管理、交往带来一定的阻碍。

二、新疆培养班学员较难适应传统高校管理模式

行政管理模式和外控性管理模式是传统高校管理模式的两大方向，无论是管理者依据自身经验，通过权利命令指导学生，还是管理者利用制度、目标等方式管理学生，主导权都集于管理者身上。

笔者认为不同的管理模式产生不同的管理效果。行政管理模式见于物而不见人，学生管理工作的成效取决于管理者个人的经验和学生“服从”的程度。外控性管理模式则是将人物化，该种模式的积极效果在于用程序规范学生管理工作，而消极效果在于制度一旦形成，便强调集中统一，抑制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新疆培养班学员存在年龄、学科背景、汉语基础差异大等客观情况，加之他们从社会重返校园，按照严格的半军事化管理制度接受紧张的课程学习，因此难以适应目标一致、强调规章制度、凸显管理权力、忽略学生差异的传统高校管理模式。按常规的组织、安排、上传下达管理新疆培养班也难以达到实效。

要做好新疆培养班学员日常管理，促进管理者、教师、普通学生、新疆培养班学员四者间的沟通互动，全局反映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思想动态必然需要灵活的现代管理方式。在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建立“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则能达到以上预期效果，对培养工作产生极大作用。

三、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的特征

1.信息传递高效快捷，内容准确，无时差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各种传播媒介的相互融合与渗透。海报、报纸、电视、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不同形态的媒体以网络信息传播媒介为基础，形成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环境。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的信息传递过程只有两端，信息传递者通过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将信息直接传播到信息接受者，整个过程信息以文字为载体，可保留，可复制，传播面广，信息准确无误。而传统平台，则是信息传递者通过开班会、班委通知、广播台播放，以声音为载体，这无法确保信息完整传递。

2.软化常规管理的制度性

以往的校园信息传递，信息传播者位于信息源上方，信息接受者处于信息源下方，而信息传递内容是也是固定的、局限的、不可商议的。通过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将学校活动组织、通知通过QQ、微博、微信平台，那么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组织者不再是冷冰的、不可沟通的、高高在上的一方，转化为现身于学生之间可沟通的、有表情的、生动的一方。常规管理渗透在校园现代媒介平台中，无形而生动，学生更易于接受。

3.营造多元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的发展使校园文化环境多元化，任何学生社团和学生个人从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信息传播、接受者，既可在网上传递信息，也可在网上浏览信息。在日常管理中，学生易于将自身定位为“被管理者”，接受校方的管理，然而每个学生都是成年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主见，也可以参与校园管理中，因此校园现代媒介平台成为突破口，学生利用其发表自己的见解，转化为“管理者”的角色定位，逐渐使自己成为校园的主人翁，融入校园。

四、“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在新疆培养班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具体实施

1.将媒介专栏形成“三品合一”的读本

“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并不仅仅定位于记载事件和制作新闻材料，而是定位于形成“三品合一”的读本。做成在正确的中心思想导向下的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形式活泼的宣传品，做成以新疆培养班学生为主，以教师、工作人员为辅，三者通力协作、共同完成的作品，做成富于感染力、能激起共鸣、产生广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品。

2.充实内容，丰富内容载体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涵盖的内容众多，需要新疆培养班学生、教师工作人员善于挖掘，提取素材。“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可以实现文字、图片、视频同步交映。通过文字说明情况，通过图片记录真实，通过视频再现情景，将主体内容和其他信息连贯配合，互相映衬，通过校园现代媒介平台获得全过程、全方位、全追踪的新体验。

3.组织师生，实现共同参与

在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建设过程中，教师、新疆培养班学生、其他相关专业学生是工作主体，通知活动信息、提供信息数据、采集数据、编辑文字、采集图片、排版图文、设计版面、拍摄视频、人员管理等是工作内容。根据工作人员自身优势及特长分配不同的工作内容，以此调动新疆培养班学生，使学生在任何一场活动过程中都能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工作，最终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提高汉语言的运用水平、积累工作经验，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五、建立一种在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的“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在新疆培养班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实施效果

1.便于互动交流，发挥学生主人翁精神，融入新环境

建立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的“校园现代媒介平台”，建设“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能促使新疆培养班学生积极投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外校与本校之间彼此交流，成立“疏附-番禺心语”媒介Q群，促进新疆培养班学生采取轻松的形式表达个人意愿、建议，甚至超越空间、时间，无时无刻都可在Q换意见，进行互动，建立“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促使新疆培养班学生真实而有效地记录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等各个方面。这样一来可以增强同窗交流，互帮互助，分享成果;二来可以增强师生互动，促进教学，规范工作;三来可以调动积极性，激发他们主动参与校园现代媒介平台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将培养班学生按照“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疏附-番禺心语”媒介Q群、“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分组，各组管理不同板块，利用自身掌握资源，制作有效素材。

2.便于记录过程，反映情况，及时总结、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校园现代媒介平台集可读、可视、可传于一体，过程中涵盖面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记录新疆培养班工作的开展情况，沉淀日常管理工作，固化工作成果，形成图文读本。集中反映了各部门的工作情况、优点缺点，突出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积累了工作经验，为今后的工作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3.便于及时反馈，政府部门掌握新疆培养班日常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

新疆未就业少数民族普通高校毕业生赴对口援疆省市培养工作是人才培养工作，更是政治任务，日常管理工作不仅关系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知识学习，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相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本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而“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疏附-番禺心语”媒介Q群、“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则是多渠道、多角度反映真实情况，便于各级领导及时掌握相关情况，指导具体工作，确保人才培养工作顺利开展。

4.便于积累经验，为今后教育对口援疆工作提供一手文献资料

本项人才培养工作自2011年3月启动，无经验可寻，无文献可参考，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校园现代媒介平台集可读、可视、可传于一体，“喀什-广州学习”媒介专栏、“新疆-广东印象”媒介专刊、“南疆-岭南记忆”视频媒介集中真实、有效记载了本项工作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法与实际效果，为今后的教育对口援疆工作提供一手文献资料和工作参考指导。

因此，在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背景下搭建“校园现代媒介平台”，不仅是一个普通媒介平台，还是互动交流平台，更是工作记录平台，它的建设对新疆未就业少数民族普通高校毕业生赴对口援疆省市培养工作的影响深刻、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何荣杰.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关系辩证[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3篇

公共舆论具有强烈的可操控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很早就洞悉到了该点。在相关专著中，他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指出公众所处的信息世界并不是现实环境的真实再现，它不过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揭示的环境。“我们不妨这样假定，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的图像。”［10］而且，这个拟态环境所构成的符号世界，在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和客观世界互相混淆。李普曼极力阐述着这样一种观点：大众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同时，大众媒体充当了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并逐渐占据了我们的“主观世界”。结果，公众越来越把这个拟态环境作为客观世界来认识和把握，生存在媒体设计的信息世界中而非客观的现实社会。公众的思维只是媒体的思维，公共舆论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同意的生产”，而不是“同意的产生”。更直接的说，公众不过是媒体的背书机，所谓的公共舆论只是媒体精心炮制的镜像。因此，从古至今，作为舆论制造的工具，媒体往往服膺于国王亦或是政治家，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独立。在柏拉图时代，充当媒介功能的诗人、歌者和文学家们通过“富有启发性的故事而不是通过训诫来劝服一大批或一群暴民，使其安其位，各尽其责。”

以此实现献身城邦的目的，而国王要做的便是搜罗和控制住这些诗人和文学家，使之为自己服务。即使城邦演变成国家，国王换做了政客，媒体也依然受着政治的摆弄。李普曼指出“现代政治的秘密在于对媒体符号的战略性运用，通过这些符号，统治者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大众利益的代表，视觉符号可以让人们的情感倍增，思想弱化……领导者可以将杂乱的大众感情调集在一起，谁掌握了大众情感的符号，谁就基本掌握了公共政策的手段，控制了当下的情势。”［12］即便自我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政府，一方面虽然碍于体制要求而难以直接操控，但另一方面却在积极渗透各大媒体财团，对相关报道进行阻挠和扭曲。郭小安从宏观层面指出国家和媒体的这种关系表明“一个国家的媒体生态事实上是国家权力架构的反映……大众媒介处于各种权力的互动和博弈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权力的约束和影响。”

但总的来看，传统媒体虽然受到了政治机构的影响甚至是操纵，却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媒体发挥着整合和过滤的作用，将民间舆论中的各类政治诉求通过打包的方式输入政治系统并提前过滤掉有害信息。另一方面，媒体充当了翻译者的角色，在政治系统的各类信息进入公众视野之前，预先作出解读和评价，从而引导民间舆论形成合理预期，同时将生硬的政治宣传进行软性化处理，使公众更易接受。正是媒体构建起的媒介舆论场分隔了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充当这两个场域的中介，避免了两者的直接对冲，从而表现出某种场域转换和对接的功能，使得公众语境层面杂乱无序的利益诉求和官方政治层面的强行意识灌输在媒体场域中达到平衡和共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体制性的原因，我国的媒体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高度重合，破坏了场域间的平衡。早期研究中国传播制度的学者指出我国的新闻业采取的是“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该理论源自20世纪的苏联，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传播媒体存在目的是支援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相信真理只有一个，而且发言人也只有一个即共产党或党的领导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传播媒介的角色定位是集体的鼓动者、宣传者及建设共产主义的教育者。传播媒介具有强烈的工具性，为党和国家服务，并且为国家所拥有。也就是说，整个媒介结构异化为政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旦失去媒介场对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转换、联结功能，结果将是官方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的直接吞噬，于是舆论一律的畸形传播现象便应运而生。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你将分辨不清哪些是公众的意见、哪些是媒体的意见，哪些又是政府的意见，某种超然的政治意志将主宰一切，并代替人们的理性思考，成为让所有舆论单元面朝一处的权力核心。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而且是自己的声音，真实和虚伪根本无关紧要。以时期的地方报纸为例，1959年10月《南阳日报》公布河南南阳地方工业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产跃进计划，秋季粮食比1958年增产27．7％，万亩水稻亩产800斤以上，22.4万亩棉花亩产皮棉150斤以上，86万亩红薯亩产6000斤以上。22．6万亩玉米亩产350斤以上。实际上，当年全区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75％，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78．76％［15］。

而《人民日报》对时期的这种现象发出了这样的评论：“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16］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政府因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制定着一项项错误的决定；民间舆论则因缺乏合理的引导，在盲目乐观的氛围中编造出一幕幕自我荒诞剧。总之，一旦媒介舆论场急剧萎缩，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将难以开展，政治沟通本身也会失去意义，政治参与更是无从谈起。只有通过媒体构造出官方和民间交流的中介域，国家才能实现对公共舆论的有效领导，公众才能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这种国家———舆论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是至少可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相对稳定。然而，这种模式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并呈现出式微的迹象。

二、社会变迁与公共舆论

社会变迁展现了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结果，它源于社会体系为适应新的需要和不平衡，对原有结构进行重新调整的需求。某种程度上，网络舆论场的形成虽然得益于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类结构要素变化的逻辑结果。

（一）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经典社会变迁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处于线性发展过程，整个社会形态从会向工业社会演变，而工业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工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分化。斯宾塞是这样描述社会变迁的这一过程的：人类社会在开始时，每一个个体既是作战者，又是耕地者；既烘烤面包，又制造工具。随后，军人、工匠、铁匠和面包师傅，便构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从同质到异质的转化过程。人类社会通过个体的集成，经由运动的分散，凝聚为部族、城邦。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从集成到均衡，呈现出量的演化［17］。随着我国由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将由简单转向复杂、由同质变为异质，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流动效率也将显著提升，从而产生一批新的社会阶层比如“农民工”、“个体户”、“北漂族”等等。而社会结构的这种多重分化十分有利于公共舆论构建的张力形成，因为异质性的舆论主体结构将使公共舆论朝着不同向度深度扩展，进而吸纳大量不同主体的意见。这些基于不同利益、视角进行的舆论表达经历了孕育、发展、成熟和衰变的过程，彼此又存在互相拉扯的动力，从而使得舆论本身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传播。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现代化本身的意蕴也极具丰富，包括了国家发展的城镇化、工业化、大型组织的科层化、公共权力的世俗化以及正规教育的广泛普及，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等一系列内容。就我国而言，自1978年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公共舆论场域的建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议题资源：既有大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有小到社会个体的生活隐私；既有征地拆迁的社会阵痛，也有大灾大难面前社会互助的温情和感动。总之，不管是大是小、是喜是悲，公共舆论指向的对象不断趋于多样化，内容也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议题资源的极大丰富将有助于公共舆论的构建和发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除去表达目标以外，表达本身也具有价值。对于生活在高科技社会中的多数人来说，生产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人们的平均寿命和主观惬意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早期工业化的重心即强调经济增长的倾向退居到次要位置，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在个人层面上，“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收入已非首要目标。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表达自我和渴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舆论本身正成为舆论的目的。

（二）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社会变迁过快以致超越心理的承受极限，将导致大量失范行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揭示了心理图式的这一变化。涂尔干认为，个体心理的平衡源于欲望的达成，为了合理引导社会成员的求欲行为，社会会自发的形成一系列等级秩序和制度规范进行控制。但是，过快的社会变迁在生产大量欲望的同时，也将使制度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失去原有的控制能力。于是制度外行为大量涌现，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也与日俱增。最终，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发生嬗变，甚至逐渐被撕裂。我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剧烈程度更大，跨度更宽，影响范围也更为深远，因而完全有必要加强对社会心理层面的审视。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为了强调社会心理的重要性，提议学界引入“中国体验”这样一个全新概念。他指出“‘中国体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19］而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在于“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总的来看，这样一种连续转弯且极端对立的社会心态难以有效地自我调适，结果“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20］特别是在变迁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与观念将不断重组，传统的意识形态则趋于解构，整体呈现出对体制内的逆反情绪和体制外的仇富心理：一方面，公共舆论对体制内一些带有符号性的物象进行戏谑式的嘲讽和黑色幽默式的暗喻；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失范行为的增多导致部分投机取巧者的一夜暴富，从而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并升级为仇富行为。这两种不满并非源自成员自身环境的直线恶化，而是变迁过快情景下，社会预期的提高和相对比较下的心理落差所致，也就是说其根源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坏了，而是变得“太好了”。但是，这种不满依然有向怨忿转化的危险并逐渐弥散，从而内聚破坏社会的现实力量。总之，社会个体在快速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复杂的心理体验，积蓄起强烈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就产生了释放压力、寻求平衡的动机。这些动机通常以发泄的方式得到消解。于是，受众在相似的心理场作用下相互聚合、彼此安慰，并在雷同的心理语境下制造舆论。这些舆论既是发泄不满、寻求慰藉的产品，也是个体尝试适应社会变迁的努力。所以，即使这些舆论充满了语言暴力，我们也应抱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

（三）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适，以求更好地厘清两者的行为边界，并给社会充分的活动空间。因此，单中心的治理结构开始向网状结构演变，政府不再充当全权的管理者角色，而更多的体现协调和决策的功能，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也亟需重塑。就我国舆论环境而言，主要反映在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再定位。然而，我国政府在全能主义模式的惯性影响下，面对媒体和公共舆论时，依然在用老脑筋思考新问题，对媒体的运用简单粗暴、惯于长官意志，对公共舆论置若罔闻、听之任之。官方媒体被大量的空话、套话和会议精神所填满，而政治家们则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那些“正确的废话”。这种呆板的舆论环境极易激发社会的某些对抗心理，这既有变迁过快下社会心理结构的不稳定因素，也隐藏了大众教育普及下政治行为再认识的冲动。总之，政府的公信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民众对政府的调查和澄清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政府也因此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变迁情景下的不信任现象，郑永年指出中国社会目前出现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造成的“社会墙”，同时引发出“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21］的担忧。刘建明在分析两个舆论场互不信任的同时，进一步认为“主流媒体上的宣传如果盛行官话并由此造成压力，公众就心向网络，涌到网络上发表意见，网民在传统媒体上用真名说假话，而在网络上用假名说真话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网络舆论场的构建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下，不信任危机向虚拟的延伸。对组织权威的不信任不只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性的特征，是一个历时性的全球性变化。所以，在不信任的逻辑线中还穿插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的痕迹。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中，整个过程十分注重社会分工和团队协作的作用，并严格要求个体遵循规章制度，为高效率的生产服务。结果，组织权威被高高举上头顶并演绎出科层制的架构来实现这种权威。而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中，个体价值的彰显开始抬头，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自我个性的释放要求开始瓦解工业社会以来建立起的组织权威，并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其新的范式。根据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在1981年到1990年来自21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中，对已确立的等级制度的信任度都下降了，并且这些工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受支持率几乎都降到历史最低点。“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他们比他们的前任们逊色，而是公众对现有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在整体上不如往昔，人们的关注点转到个人的问题上。”［23］因此，面对信任流失问题，我们既要不断完善治理结构，更要在新的观念框架下整体把握，以期在组织权威和个体自由的张力结构中寻求平衡，在公共舆论的不信任中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四）社会媒介结构的变迁1978年，我国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试点“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该方针成为我国媒介体制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我国的媒介属性发生巨大变化，市场思维逐步渗入媒体的日常运作，传统的政治宣传功能出现弱化。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新闻制度下的媒体，不再仅仅充当引导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而是在政治权力与经济逻辑建构中新生的复合体，既服膺政治领导，又迎合市场需求。就媒体而言，媒介体制的市场化引发了媒体对自身定位的困惑，使其摇摆于市场和政治。市场化运作之后，传统媒介的身份开始裂变并产生多种角色。媒介集团一方面是市场的主体，需遵循利益导向，实行企业式的操作和管理。整个媒介体制向“文化产业”的打造逐步转轨，积极地将信息内容包装成文化商品进行营销；另一方面，媒体即使在商业逻辑的影响下，也仍然难以摆脱公共舆论的引导角色，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需积极发挥传达民意的功能。所以说，媒体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事业单位的运转，也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活动，而是必须将两者融合起来的一种全新模式的经济运行。除了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我国目前的媒介体制并未实现充分自主，依然深嵌政治体制，承担着大量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功能，因此难免受到权力的制约和控制。总而言之，研究新时代的媒介结构，应该超越传统的“市场对国家”、“国家对社会”的简单二重逻辑，把握媒介角色的多元复合特性（经济、政治、社会功能的统一）。但是，这些多重身份相互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内在矛盾，无论媒体饰演哪种角色都难以自洽：作为政治体制延伸的媒体，容易被这个充满逆反心理的社会所抛弃，最终难以赢得市场的青睐；作为社会代言人角色的媒体，在涉及到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较为敏感的话题时，一旦与政府的认识发生偏差，以致处理失当，不仅会影响社会和谐还易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作为市场主体的媒体如在逐利过程中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则会遭到人们的摒弃和唾骂。在这种身份的对立中，媒介开始分化，在不同动力（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的驱使下，同时又为顺应形势的变化和政治任务的阶段性需要而轮流扮演着三种角色，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面对媒介体制的变化，我们采用了所有权由政府垄控，经营权相对自主的权力分配方式来应对，并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信息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新闻媒体有了三个“老板”，一个是党和政府，为媒体活动的范围划定底线；一个是社会正义，对媒体活动的内容进行道德评判；另一个则是经济利益，为媒介活动的路径选择提供最终目标。媒介结构的这种变迁使得公共舆论的引导较之过去更加复杂多变，而公众在纷乱的信息浪潮中也逐渐陷入集体迷失的困境。

三、网络舆论场域的确立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4篇

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具有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它能够将文化传递给社会公众，促成社会成员共享同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发挥好这一功能对于民族地区传媒尤为重要，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传媒为例，探究民族地区传媒的文化引领力建构问题。

针对宁夏地处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实际，通过媒体信息传播引领民族团结和解放思想、干事创业的先进文化，增强文化引领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特色

第一，通过生动鲜活的新闻及广播影视作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引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先进文化，要做到报纸有民族团结专栏、广播电视有民族团结专题节目、网络媒体有民族团结专题策划。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回族文化、回乡文化既是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也是重要的宣传资源。近年来，宁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宁夏媒体要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挖掘民族团结的鲜活宣传案例，在区内外宣传宁夏在民族团结方面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宣传宁夏回族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与繁荣，宣传宁夏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新举措、新经验，宣传当代宁夏回商文化的新发展，宣传当代宁夏回族文学作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与发展的贡献。

第二，弘扬“解放思想、不甘落后、自加压力、干事创业”的先进文化，营造全区民众“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宁夏地处祖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但是，从自治区成立以来的54年，宁夏人民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宁夏传媒要弘扬并引领“解放思想、不甘落后、自加压力、干事创业”的先进文化，大力宣传各行业中由宁夏先行先试，推向全国的“宁夏经验”，宣传宁夏近年来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实施的成功的改革经验，宣传宁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崇“只争朝夕、抢抓机遇、真抓实干”的精神，宣传宁夏人民“小省区要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和“跳起来摘桃子”的勇气和魄力。

深入宣传宁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引领科学发展的现代生态文化

总书记在宁夏视察时强调：“宁夏要为构筑祖国生态屏障贡献更大力量。”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宁夏在退耕还林、防沙治沙、发展循环经济、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了王有德等先进典型人物，宁夏传媒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在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新闻宣传引领现代生态文化在宁夏继续发扬光大，要大力宣传防沙治沙战线模范人物的无私奉献精神，宣传宁夏在生态建设领域的成功经验。要把宁夏生态建设、生态文化建设的成果与宣传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提高文化引领的针对性和时代特色。

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用先进文化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

通过大众传媒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是青少年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传媒要积极参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用先进文化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

第一，办好宁夏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和《小龙人报》，使其成为全区青少年获取新知、接受教育的重要平台。少儿频道要坚持公益频道定位，要在现有节目的基础上，“开门办频道”，教育主管部门、各类学校要支持少儿频道举办寓教于乐的青少年节目，通过各方参与，打造本土精品青少年节目，要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举办参与性较强的少儿才艺展示、青少年科技创新类电视赛事活动，提高频道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小龙人报》是宁夏唯一的少儿类报纸媒体，目前该报纸的定位是学习辅导类报纸，功能较为单一，要创造条件使其扩展服务少年儿童的媒体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关注农村地区，特别是南部山区青少年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体信息需求，在传媒资源配置方面要适当倾斜。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当前，宁夏青少年传媒资源配置依然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南部山区及农村留守儿童的传媒占有量、接触率较低。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宁夏南部山区青少年教育工作，先后通过兴建六盘山中学、育才中学扶持山区学子走出大山，还在农村地区实施营养早餐工程，这些德政工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下一步，还准备在山区青少年教育的软件建设、思想道德建设领域有新的作为，实施媒介援助就是一个好做法。建议将《小龙人报》整体办成服务山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免费报纸，开创全国首个由政府投资举办，以赠阅形式免费向山区青少年发行的农村少年儿童公益报纸，这将是宁夏传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创举。

第三，传媒应针对宁夏实际情况，主动出击，结合学校教育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所谓媒介素养，是指国民正确判断媒介信息的价值、意义和作用并有效使用和传播信息的素养。作为媒介受众，青少年如果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就可以分辨大众传媒背后的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对接收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坚持和弘扬健康向上的观念和文化，抵制和批判消极腐朽的观念和文化。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对青少年群体作用力巨大，一些青少年迷恋网络、乐于接受过度成人化的内容、不能分辨信息优劣，有的甚至沉迷于信息。媒介素养教育在国内一些省区已经开展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媒介素养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等教育教学机构的工作内容，传媒自身也应该承担起这项社会责任，宁夏传媒特别是定位于青少年的传媒，应该在此方面先行一步，在青少年中通过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引领先进文化。

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当前，宁夏网络文化建设应该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首先，做大做强宁夏新闻网等门户主流网站，使其成为向国内外传播宁夏本土信息的主渠道。要加强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数字报业板块建设，在做好现有的数字报纸、手机报、公交移动视频、报网互动栏目、宁夏新闻网的基础上，瞄准新闻媒体发展的未来方向，准确选择和建构新媒体盈利模式，未雨绸缪，在Web3.0数字媒体、移动传播媒体建设领域提早介入、深度介入；要做好以宁夏新闻网和五市新闻网为代表的主流新闻网，特别是五市新闻网，当前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新闻时效性差、更新率低、专题栏目无特色的缺点，与城市主流新闻网的良好标准还有较大差距，需要下大力气建设。

其次，做好专题网站建设规划，针对新闻宣传、外宣报道的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做好视频类、民族文化类、文化旅游宣传类、重点项目建设类的代表性网站。

再次，协助党政部门做好政务信息公开网站，形成主流新闻网、重点专题网和政务信息网的协同互动。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一、媒介融合时代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1）专业教师实践能力欠缺，教学理念陈旧，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在近些年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高校学生扩招的背景下，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011年底，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教学单位达到975个，在校学生人数近20万人。［1］大量具有高学历的青年教师从新闻院校毕业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未经过媒体实践锻炼，实践能力和业务经验不足。据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王大丽对我国五所著名的新闻学专业的65位在职教师的调查，其中只有18位有新闻业务实践经验，仅占总调查对象的27.97%。［2］在大部分具有高学历的专业教师看来，新闻实践教学内容的学理性不深，简单易学，学生毕业后经短期培训即可胜任相关工作，相较于实践，学生更应在学校打牢专业理论基础，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结果是教学内容往往纸上谈兵，学生应用能力不足。此外，教育部考评高校的重要指标是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绝大多数高校的教师评职晋级考核也以学术研究水平和成果为依据，鼓励学术研究型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专业教师对业务实践的重视程度。

（2）新闻专业课程设置未与时俱进。首先，传统新闻教育中，新闻实务课程的内容指向基于专业导向，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单一媒介介质形式划分，忽略了现今不同媒体间日益融合的总体态势，媒介融合思维匮乏。专业间分业较为明显，学生的跨专业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明显不足。同时，同一种实务技能根据不同媒体分设课程，也必将造成教学内容重复、教学资源浪费。在新媒体时代，这种课程体系培养出的学生的专业能力难以适应新媒体发展要求。其次，在新闻专业课程设置上，或因教师理念没有及时更新，或因专业实践平台条件所限，我国为数不少的高校存在重视理论、轻视实践课程的现象，实践性课程和学时偏少，结果是实践教学虽然存在却流于形式，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没有得到实质性的锻炼和提高。

（3）专业实验室单一，且建设落后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新闻专业作为人文社科学科，开设成本相对较低，这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高校纷纷开设新闻专业的原因之一。因各高校办学经济条件存在差异，专业实验室并非高校新闻院系“标配”。即使是具有专业实验室的高校，实验室设置方面也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普遍现象。例如，报纸编辑实验室、摄影实验室、广播电视节目编辑实验室等，这种相对独立的实验室无法满足融合性实验教学；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更新速度快，我国高校现有专业实验室设备老化现象较为普遍，无法满足新时期实践教学。

（4）地方院校缺少与媒体沟通联系，社会媒体实践基地多以传统媒体为主。因所在地区的媒体欠发达，我国很多地方新闻院校缺少与媒体沟通和联系，不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专业实践平台，毕业实习往往流于形式。另外，现今我国大多数高校新闻院系毕业实习单位以传统媒体为主。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的新媒体实践能力较弱；一方面是因为网络及新媒体机构接受实习能力有限。

二、媒介融合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人所必须具备的跨媒体传播策划、资讯整合的能力、“融合新闻”的制作能力以及大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等，都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认为：“在媒体融合背景下，需两类新型新闻传播人才，一是能在多媒体集团中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3］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特色定位和办学实力，在培养目标上有所侧重。传媒类高校可以将第一种人才类型作为培养目标，主要培养学生整合传播意识、综合策划、媒介经营管理能力等，地方综合型高校的培养目标可以定位为后者，主要培养学生多媒体技能。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应成为当下多数综合类高校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一专”体现在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功底，“多能”体现在多学科背景和多媒体技能，在媒介融合时代，单一的专业技能难以胜任媒体工作。从新闻传播学可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上看，专门学科基础教育体系的引入和跨媒体工作能力教育体系的建造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改革的两个重点。［4］

三、媒介融合时代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路径

（1）加强专业教师全媒体实践技能培训和教学理念更新。面对新媒体环境，高校新闻教师队伍面临着知识体系重构、实践技能向全媒体化发展的迫切形势。首先，高校应加强专业间的内部融合，探索与媒介技术相关的专业与新闻专业在教学、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合作，将具有媒体技术背景的教师充实到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在此基础上，带动本专业教师学习网络及多媒体技术，提高其全媒体实践技能。其次，高校新闻院系应加强与新闻业界的业务交流“融合”，创造条件支持中青年教师“走出去”，到新兴媒体进行中短期的实践锻炼，掌握全媒体实践技能和业界的发展动态；同时做到“请进来”，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媒体人引入新闻实务课堂、定期开办业界前沿讲座，专业教师要与业界媒体人经常性地讨论媒介融合的最新发展趋势，不断探索改进新闻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2010年，教育部正式批复设立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简称：MJC），实行高校与媒体双导师制，这可为新闻专业本科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提供范式借鉴。当然，在尝试将业界媒体人引入新闻实务课堂的实践中，应在教学方案的制定、遴选教师的标准、教学方式方法探讨等环节做到制度化、规范化。

（2）构建多层次媒介融合实践教学体系。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改革传统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以课内实训与专业实验、校内外实践平台为主的多层次媒介融合实践体系。

1）开设适应时代形势的媒介融合专业。美国密苏里大学早在2005年就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媒介融合专业，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新时期，我国高校新闻院系应及时改变对专业求精求专的陈旧教学观念，改革以往以单一媒介设置专业的陈旧做法，着力建设媒介融合专业。

2）革新专业实践课程以及考查方式。我国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周期性和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新闻专业课程内容往往落后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专业实践类课程设置必须具有前瞻性，在课程设置时应洞察未来几年内媒介的发展趋势。同时，要提高融合媒体实践课程和学时的比重。在实践课程考查方式上，以实践作品为评判依据，并积极鼓励学生们进行以融合新闻实践为主的尝试和锻炼。

3）建立校内外多层次的实践基地。在校内媒体建设方面，高校新闻院系要和学校宣传部门密切沟通协调，着力构建以校园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双微（微博、微信公众号）社交媒体为主的多层次的校内媒体实践平台。在履行高校对外宣传职责的同时，平台也将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在走向社会前提高专业实践能力的“新闻的试验田”。在新媒体时代，高校要特别注重高校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建设，以此提高对外宣传的信息传播水平和舆论引导能力，锻炼学生新媒体实践能力，笔者所在的高校在这方面工作成果较为突出，每天及时更新的图文、视频信息得到了师生的广泛好评。加强校外媒体实践基地建设，将校内实验平台与校外媒体实践基地在业务上进行衔接合作，鼓励低年级的专业学生在校内实验平台实践，最后一学年的假期实践和毕业实习到校外媒体实践锻炼，要扩展校外实践基地渠道，特别是让学生到新媒体机构锻炼学习。

（3）更新教学设施，着力建设融和媒体实验平台，构建交互式的新媒体教学实验环境。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已不是简单的单一媒介信息采集和编辑整合，应打破传统教学实验平台设置以媒介形式为依据的藩篱，着力建立多功能、跨媒体的融合媒体实践教学平台。平台的教学设备要及时更新，力争做到时新性和前沿性，同时要注重平台与业界的衔接，在业务流程和工作环境方面模拟真实的媒体工作模式。要把融合媒体实验平台打造成为课内外实践与实验、校内外实习的综合性平台，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平台为新闻实践教学服务。

参考文献：

［1］雷跃捷.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成就和问题［J］.现代传播，2013（3）.

［2］吴廷俊，王大丽.从内容调整到制度创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出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7）.

［3］蔡雯.媒介大汇流下的融合新闻［J］.传媒观察，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