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工作总结{甄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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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兵团党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快、又好又快”的总体要求，在全兵团开展投资促进年活动。

为保持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兵团按照规划引导、民生优先、“三化”同步和条件具备等原则，确定了十大建设领域58个重点推进项目，涉及民生、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等领域，都是基本完成项目前期工作，年内可以开（复）工建设的重大项目。

为此，兵团计划年度投资954亿元，占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76%。其中：民生类项目（含水利、交通、城镇和园区基础设施）13个，年度投资409亿元，占重点项目总投资的43%；产业发展类项目（含能源）45个，年度投资545亿元，占重点项目总投资的57%。

据统计，今年1月至9月，兵团十大建设领域重点项目顺利推进，58个重点推进项目中有55个项目开（复）工，开工率达94.8%；完成投资662.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9.4%，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6.2%。

服务业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79.8%，超额完成投资计划。交通设施建设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92.5%，其中，公路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2亿元，完成投资计划的98.2%。城镇及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计划的91.2%。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今年1月至9月，十大建设领域中的民生改善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78.6%。其中，保障性住房工程完成投资156亿元，完成投资计划的87%；新建14万户保障性住房开工率达到99.6%；6.8万户城镇棚户区改造工程全部开工。

轻工业建设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70.9%；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2.3%，其中，新疆天富合盛热电联产园区电站项目步入收尾阶段，完成投资6.1亿元，完成投资计划的98.8%。

点评

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2015年，投资将保持稳中略降的态势，名义增速有望保持在14%左右，回落至近15年的最低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将保持在19%左右的较高增速。制造业投资继续稳中趋缓，预计增长12%左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继续回调，预计增长8%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基建投资需求与服务业投资热点将增加，会支撑投资增长，但是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持续发酵、投资项目储备不足等因素将制约投资稳定增长。因此，应通过用好政府投资、落实推广PPP模式、防范房地产开发投资骤降、用好积极的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保障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健康运行。 投资增速缓中趋降

受出口增长不如预期、国内经济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期，以及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下行等因素影响，201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了逐月放缓的态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5.7%，增幅较2013年下降3.9个百分点。2014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低位平稳，维持在101附近。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15.1%，同比回落4.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投资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投资增速持续快于第二产业。

在三大投资领域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明显减速，制造业投资继续回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支撑力量。从增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3.5%，较2013年低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20.3%，较2013年低0.9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5%，较2013年低9.3个百分点。从贡献看，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投资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70.2%，拉动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制造业拉动投资增长4.6个百分点，同比放慢1.7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增长4.4个百分点，同比放慢0.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拉动投资增长2.1个百分点，同比放慢1.8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在产能过剩继续发酵的大背景下，制造业投资继续放缓，新增投资动力不足。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下行，供过于求的矛盾集中释放，房地产开发投资显著回落。受益于新型城镇化建设、铁路建设、水利建设、环保建设等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成为支撑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2014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继续保持着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态势。2014年，民间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8.1%，高出同期总投资增速2.4个百分点，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64.1%。由于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中的民间投资占比较高（分别为80%以上和70%以上），所以在本轮投资减速的过程中，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长时期大于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累计同比增速差值在不断缩小。民间投资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5个百分点，而总投资增速仅放缓3.9个百分点。

高耗能行业投资未得到有效控制，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扩大。2014年以来，受制于产能过剩、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实际利率较高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继续减速下行，其内部结构出现分化。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未得到有效控制，累计同比增速降幅显著收窄。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则有所扩大。

2014年高耗能行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1.6%，较上年同期低2.7个百分点，低于同期总体投资增速4.1个百分点。高耗能投资减速有利于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是2014年以来高耗能投资增速并未逐月走低。尤其是6月、7月以来，高耗能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回升，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高耗能工业增长有所加速，透露出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艰难权衡。

2014年装备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2.7%，较上年同期低4.7个百分点，低于同期总体投资3个百分点。尤其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明显回落，反映出整体投资形势的低迷。其中，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受反垄断深入的负面影响有所下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在上年较高增速背景下有所回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投资增速小幅回落。 固定资产投资痼疾

产能过剩仍是2014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集中投资，部分新增产能在近年来快速释放，导致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虽然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同时部分企业在市场压力的倒逼下主动削减、关停落后产能，但是由于过剩产能长期积累，加之个别地区还在不断形成新的产能，工业品的供求矛盾突出，高库存、低价格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滑，企业效益下降。

2014年12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3%，连续34个月负增长。地方政府受保增长和维稳的压力，淘汰过剩产能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进展缓慢，大量有效资源固化在产能过剩行业。此外，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所占比重较高（80%以上），经营手续完备齐全，采用行政手段去产能的工作难度较大。

企业投资效率没有明显改善。在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生产成本上升特别是融资难、融资贵等多重压力下，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库存和应收账款增长较快，投资效率没有明显改善。2014年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增长10.8%，产成品存货增长13.6%，分别比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速（7.2%）高出3.6个和6.4个百分点。产成品库存以及应收账款的快速增加导致工业企业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资金紧张状况更加严重，投资效率难以实现有效改善。

财政金融风险开始暴露。地方政府性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部分地区债务违约风险增大。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0.9万亿元，其中2014年-2016年累计应偿还债务比重达到50.53%。一些地方政府偿债安排主要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借新还旧，但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长减速和借新还旧成本加大，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为了规避监管，近年来各地新成立了一些类平台化公司，它们并没有被纳入监管名单，形成了监管空白地带。

受宏观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困难、企业间互保融资等因素影响，2014年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持续增加，增速有所加快。截至9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7669亿元，比年初增加174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16%，比年初上升0.16个百分点。随着大量产能过剩企业和“僵尸企业”风险逐渐暴露，银行不良贷款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债券市场违约风险有所暴露，刚性兑付预期已被打破。这些风险隐患如果处置不当、集中爆发，可能引发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

2014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均大幅度下行，商品房去库存周期位于历史较高水平，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基本局面已经形成。201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商品房销售额增速分别为-7.6%和-6.3%，据此推算出商品房平均价格同比仅增长1.41%。受此带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较2013年降低9.3个百分点。央行2014年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居民对房价走势的预期有所走弱，仅有17.3%的居民预期房价将上涨，低于此前三个季度的21.2%、28.3%和19.2%。根据国际经验和房地产周期变化规律，房地产调整期一般需要3年-5年，处于和我国相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国家其商品房销售额占GDP的比重一般在8%左右，而2014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额占GDP的比重高达12%，房地产调整将对投资增长产生较大影响。 2015年投资稳中略降

综合判断，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维持稳中略降的态势，预计增长14%左右，回落至近15年的最低点。从主要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将保持在19%左右的较高增速。制造业投资继续稳中趋缓，预计增长12%左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继续回调，预计增长8%左右。

目前，投资稳定增长存在着有利因素：

改革红利激发投资动力。2014年以来投资领域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再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削减前置审批和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等，有利于释放投资潜力。

基建投资仍将发挥支撑作用。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城镇化建设将催生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粮食仓储设施，高速铁路、机场、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轨道交通等公共设施，以及养老、教育、医疗等公用事业设施，仍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随着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以及民间资本进入基建领域的操作模式成熟，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约束将缓解。

另外，服务业领域则供给不足，存在着投资空间。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其中养老、医疗、金融、教育等服务业的投资空间更为广阔。国家正在将服务业打造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并开始着力引导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陆续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如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鼓励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加大对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投资。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投资形势面临的不利因素：

目前，“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经济运行和企业生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产能过剩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部门缺乏利率弹性，高杠杆率和资金需求旺盛的特征拉高了资金成本;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下行和部分理财产品违约风险上升，导致金融机构和企业流动性偏好提高;银行理财、电子金融等金融产品及影子银行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分流部分资金;金融资本“避实就虚”，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降低不能有效传导到资本市场。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2015年投资形势仍然将受到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等三大矛盾的拖累。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外需复苏乏力，内需依旧低迷，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状况难以有效缓解，去库存阶段仍将持续。受经济下行影响，公共财政收入增速显著降低，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模式有待成熟，加上正值债务偿还高峰期，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新增住房需求已经从峰值回落，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压力较大，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的态势基本明朗。

尽管大批的投资项目审批权限已经下放，但受制于融资成本较高、经济下行风险较大，具备可行性的投资项目仍然较少。一般来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通常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完成。2014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处在较低水平，反映出投资项目储备不足，这不仅直接影响2014年的投资增速，也将间接影响2015年的投资增速。 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2015年，应以完善投资政策、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为出发点，通过用好政府投资，落实推广PPP模式，防范房地产开发投资骤降，用好积极的财税优惠政策，保障固定资产投资健康运行。

调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将政府投资集中用于市场机制难于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和突出薄弱环节，重点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三农”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和社会事业、“老少边穷”地区发展、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以及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等领域，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惠民生、调结构的关键作用。

落实推广PPP模式。进一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创新融资机制，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一是鼓励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项目建设和运营，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合理选择BT、BOT和股权投资等合作模式。二是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对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政府投资要给予优先支持，并根据项目的不同情况，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引导和扶持。三是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相对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四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确保项目合理盈利水平，增强吸引社会资本的能力，并根据成本变化和社会承受能力等适时进行调整。

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深圳 产业结构 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024-04

自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深圳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也从最初的以农业、渔业为主，演变到今天的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

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主要特征

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前期的发展，深圳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呈现如下明显特征。

（一）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1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持续稳定扩大

自“十一五”至今，深圳的一二三产的结构发生了趋势性变化。第二产业在深圳经济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52.6%降至2012年的44.3%，第三产业占比稳步上升，从2006年的47.3%上升到2012年末的55.7%。深圳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在深圳经济的发展中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2 服务业吸引了近八成固定资产投资

“十一五”到“十二五”前期，第三产业吸纳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高于第二产业。2006～2011年，进入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保持在66%～77%的水平，进入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2%～34%之间波动。同时，非房地产领域的服务业吸引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稳步上升，从2006年的30%，一路上升到2011年的52%。全部服务业吸引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上升了不到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吸引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降低了10个百分点。

3 服务业吸纳大量就业人员

2006～2011年，深圳社会劳动者增加了117万人，这些增量基本进入了第三产业。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人数从2006年的274万增加到2011年的381万。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同一时期，深圳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仅增加不到10万人，其中制造业仅增加不到7万人。

（二）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转型升级的推进，深圳制造业与服务业开始融合发展，这一方面体现在企业内部，高新技术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传统优势行业企业，纷纷开展自主技术研发、创新设计和市场品牌运作，企业产业链从制造环节向研发和品牌延伸。另一方面，融合现代农业、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全新的产业组织方式迅速发展起来。如生物医疗、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环保四个领域都涉及从技术研发到生产制造到应用服务的各个环节，这种融合发展，有的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更多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协作共同完成的。再如新能源开发、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服务四大领域，也融合了技术研发、制造、能源基础设施服务，体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现代农业的融合。至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更是跨越信息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和软件服务等产业融合发展。

深圳生物产业增加值从2009年末的110多亿元增长到2011年末的174.96亿元，增长了近60%；新能源产业同期增长了110多亿元，增速超过80%。这种增长态势远远超过了以往制造业与服务业各自发展时期的成果。

（三）制造业发展从依靠成本优势转向坚持创新、注重创意和培育品牌的优势

2006～2012年，深圳制造业总产值从1.09亿元增长到1.9亿元，增长76%；制造业增加值从2432万增加到4653万元，增长91%，年均增长约14%；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006年的12.3%提高到14%。深圳制造业中自主创新、创意设计和自主品牌的成分快速增加，并成为深圳制造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

2011年，深圳先进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78%；绝对值也从2006年的1876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639亿元，年均增速约14.2%。其中，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规模最大，2011年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67.2%；资源指向性的金属冶炼及加工业成长迅猛，增速强劲，2006年到2011年间，其增加值从6.6亿元增长到38亿元，年均增速达到42%。

借助文化创意、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的提升，深圳服装、皮革、家具、钟表、珠宝、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持续成长，增加值从2006年13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08亿元，年均增长接近19%。

目前，深圳的这些传统产业，已经实现了四方面转型，一是从以加工为主的生产模式，全面转向以研发设计、自主品牌和专业服务为核心的创新发展模式；二是从只关注生产环节向设计、生产、营销、推广全产业链发展；三是从只制造产品向引导潮流、销售创意和文化转变；四是从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向依托创意、技术、品牌和服务优势升级。

（四）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升级

传统服务业通常与制造业关系松散，而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紧密，它渗透到制造业的技术研发、创意设计、应用推广、金融支持、物流服务、产业服务等各个环节。近年来，深圳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2012深圳服务业增加值7207亿元，其中现代服务业约占68%，绝对值超过4900亿元。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占据金融业、物流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三个重要领域；此外，互联网产业也是深圳最重要的现代服务业之一，被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扶持。

2011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1564亿元，占当年深圳GDP的14%；物流产业增加值1122.36亿元，占当年深圳GDP的9.8%；文化产业增加值771.00亿元，占当年深圳CDP的6.7%；互联网产业增加值（全口径）1380.72亿元，占当年深圳GDP的12%。2011年底，这四个领域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据了深圳GDP的43%左右，在深圳服务业中占比约79%。

与此同时，传统业中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商贸流通、餐饮酒店等传统服务业也得到较大提升，先进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在各大服务部门得到广泛普及，传统服务业运用各种现代技术、现代手段、现代渠道，也实现了升级和发展。

（五）由出口导向型初步转向国际、国内市场并重的发展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至今，国际市场持续低迷，深圳制造业成功延续30年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下，深圳企业凭借领先的技术和创意的设计、深圳品牌、深圳质量，在国内市场获得了成功，深圳经济从之前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向同时依托国际和国内市场发展的模式，呈现出“复线型增长”的态势。

从总需求角度观察，深圳企业对国内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几乎完全弥补了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在深圳支出法的核算中，2008年以后，代表内需（市内需求）的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占全市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71%～72%之间，代表外需（市外需求，包括国际和深圳以外的国内市场需求）的净流出，对深圳经济的贡献保持在28%～29%之间。

由此可见，深圳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再是单纯的出口导向型了，已经初步转向国际、国内市场并重的发展模式。

二、深圳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仅就消费和服务业发展进行分析。

（一）“十一五”之后，最终消费在深圳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深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也稳定在15%上下的水平，消费已经成了深圳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但是从最终消费在深圳经济中的比重来看，“十一五”初期至今，最终消费率显著下降。“十五”时期，深圳的最终消费率平均超过44%，而2006年到2011年下降到39%。对照来看，2006年至今，深圳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净流出有了大幅增加，从“十五”时期占GDP的18%，大幅提高到近年的28%～30%。

与此相关的房价上涨并没有带来财富效应，反而可能成为制约深圳消费的因素。房价继续上涨，可能意味着深圳经济在今后一段时间将更多地依靠投资以及为外部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制造、销售和提供更多的商品与服务来实现增长。

（二）服务业领域投资效率较低

2006～2011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的73%左右进入服务业领域，其中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投资累计约占28%，进入非房地产领域服务业的投资累计约占45%，而同期进入工业领域的投资累计约占27%，其中进入制造业领域的投资累计约20%。同期服务业对深圳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不到48%，明显低于第二产业的贡献率。2006～2011年，以工业累计不到27%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深圳贡献了超过50%的经济增长。这说明深圳服务业的投资效率较低。

三、对深圳产业结构调整的若干建议

（一）在稳增长的基础上调结构

近两年来，深圳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付出的代价。深圳要继续保持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并发挥经济带动作用，需要保持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据较大份额，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对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产生较强影响。2009～2011年，深圳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2.5%。据初步测算，“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深圳经济增速平均要保持在9%～12%之间，才可能继续保持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深圳调结构应在稳增长的基础上推进。

（二）致力于发展制造业，保持综合性的产业结构，防止产业空心化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市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非常大。近几年，深圳工业制造业持续低迷，这里面有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也表明深圳工业经济运行的困难一直在持续。未来相当长时期，深圳需要保持制造业和服务业均衡发展，防止产业转移对产业环境的破坏。促进产业多元化和均衡发展，构造包括传统优势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内的大型产业综合体。

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一、后危机时资增长动力由政府向社会切换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性调整导致的经济急剧下滑,我国出台了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民营经济缺乏投资动力的条件下,我国投资增长形成了由政府和国有经济带动的格局。在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格局下,国民经济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迹象,而且趋势不断得到巩固。与此同时,投资在促进结构优化方面也发挥一定积极作用。

世界历次危机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政府投资作为增长动力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外力保持,政府财政赤字难以承受长期投资的资金需求。真正投资动力必将实现向社会投资切换。只有社会投资信心有效地恢复,才表明经济增长真正获得了内生的、可持续的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核心矛盾之一,就是巩固经济企稳回升的基本态势,而这又取决于能否启动社会资本和民间投资。要启动社会资本,必须做两件事情,培育经济增长点,明确未来投资增长的重点领域;破除阻碍社会资本投资的体制制度障碍,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投资增长的重点领域

结合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阶段和短期经济形势的综合判断,后危机时代我国投资增长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满足由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满足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投资需求;满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投资需求;人民群众对生活和环境的新企盼的相关投资需求。

(一)满足由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距离实现工业化还有一段距离。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以资本和技术替代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过程。因此,工业化对于投资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我国在2008年出台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4)》中指出,到2010年和2024年,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48%和58%,这为未来十几年城市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核心目标。按照联合国推荐的标准,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5%,或占GDP的3―5%。照此标准计算,即便是2010年我国城市化建设需要数千亿元资金。因此,未来的城市化建设面临广阔的前景。城镇化进程中,有关房地产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将成为投资重要领域之一。

(二)满足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投资需求

每一次危机爆发的同时,都蕴育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在本轮危机中,低碳经济成为了促进经济复苏、支持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

低碳经济涉及的行业和领域十分广泛,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主要包括低碳产品、低碳技术、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在技术上,低碳经济则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多个行业,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

(三)满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投资需求

在后危机时代,我国投资增长不仅要注重速度和规模,且更注重结构、质量和效益。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政策导向下,我们将由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向,更注重消费驱动型增长。具体而言,居民消费需求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发达地区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汽车、饮食、服装、娱乐健身等行业是代表消费结构升级的重点领域。二是中小城镇收入不断增长,消费水平达到了早期发达地区的阶段,消费结构也面临升级,因此逐步开发中小城镇市场成为未来一个投资重点。三是农村居民的对于各种消费的需求代表农村市场的启动。另外,人民群众在公共服务方面具有较大的需求,如教育、医疗等行业也将面临一个投资高速增长期。

(四)“新36条”带来的民间投资需求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拓展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新36条”中,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社会事业领域、金融服务领域、商贸流通领域、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等,民间资本均被允许以“独资、控股、参股” 的方式进行投资。

三、促进我国后危机时资稳健增长的保障措施

(一)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引导投资方向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经济企稳回升的基本势头;另一方面积极财政的重点与2009年应有所不同。其重点应该是,引导社会资本向重点领域投资,而并非政府投资自己代劳。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是核心要素,政府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支持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作用。在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建设的投资领域,政府具有重要的责任,积极财政政策成为支撑之一。

(二)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向中小民营企业倾斜

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社会投资提供充裕的流动性支持。但事实上,2009年的“适度宽松”以及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房地产泡沫和通胀预期,因此更需要加强流动性管理,突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为了对民间投资给予必要的金融支持,必须保持流动一定程度上相对宽松,同时,信贷要逐渐向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倾斜,切实解决其融资难问题。

(三)尽快推出“新36条”实施细则,为民间投资发展护航

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业投入；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F30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109-08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农业的健康发展都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前提和保证。特别是对于中国，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的健康发展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本身的特性，我国农业自身的资金积累和外部的资金投入都十分匮乏，“三农”发展长期处于严重的资金短缺状态，出现了包括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增收乏力、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等在内的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不仅阻碍了农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通过产业关联的传导与放大危害到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并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时期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加大了对“三农”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我国农业已经形成了由政府、金融、农户、农村集体和企业以及外资共同构成的多元资金投入新格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现阶段我国农业领域的资金投入还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尚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健全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还未形成。

本文依托于从辽宁农村所获得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多角度分析了现阶段资金投入“三农”所面临的困境和严峻现实及其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健全农业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的建议，笔者期望本文对于解决目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自身的健康发展以及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会有所助益。

一、 辽宁“三农”状况的基本评估

辽宁地处环黄渤海的中心区域和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东北三省中惟一的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也是中国东北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拥有大连港、营口港、锦州港等重要港口，是东北经济区的门户。与东北的其他省份相比，辽宁省区位优势突出，城市化水平较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科教优势明显。然而，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的经济结构也表现为工业比重大、农业资源少、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大工业，小农业”的二元结构，城乡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协调，“三农”领域投资不足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投资增长较慢，比重偏低；二是农村投资与城镇投资差距较大。以2000―2005年间的数据为例，辽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15．82%下降到2005年的13．25%，与此同时，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速也均低于同期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

投资不足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辽宁的城乡差距。目前全省县域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在最受关注的居民收入方面，1978年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2倍，到了1995年为2．1倍，2000年扩大到2．3倍，2005年进一步扩大到2．47倍[1]；此外，在农村居民得到的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以及水电、通讯等公用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别。城乡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了资金、人才等发展要素的外流,“三农”发展进入了恶性循环。

二、农业资金投入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三农”发展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强以及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陆续出台，农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1980年的133亿元增加到2005年13 678．5亿元，25年间共增长了103倍[2]。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农业投入水平和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水平相比，各个层次的投入水平都还比较低，还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状况

农业是需要政府支持和保护的产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轨时期，“三农”领域有着巨额的资金需求，诸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推广、农业生态环境改造等等，都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然而，长期以来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并没有得到根本的保证，与其对城市的投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据有关部门统计，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对城市投入的1/10；对农村卫生、医疗、文化等公共事业的投入也与城市相差甚远；特别是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远不及城市。以辽宁省为例，虽然政府农业投入的绝对规模逐年增加，但相对规模，即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等却呈下降态势。

如图1所示，1980年以来，除个别年份略有波动性上升外，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总体上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1980年的14%左右下降到2005年的7．7%。且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均低于同期全省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这表明，与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水平较低。此外，财政农业投入的资金到位率也不理想。尽管各省农业投资条例明确规定了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应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但是财政农业投入资金被挪用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财政困难的县级财政甚至将财政支农资金用于弥补办公经费不足，财政支农资金在经过若干管理层之后变得越来越少，加之“非农化”倾向日益严重，致使真正投到农业的财政资金严重不足[3]。

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也存在问题。首先，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有70%―80%左右用于支援农业生产和事业费的支出，而直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农业科研等方面的投入不足30%。有学者曾以1980―2001年为研究区间，对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各项支出对农业增长的产出弹性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农业科技三项费、农业救济费、支援农业生产和事业费支出的产出弹性，由大到小分别为0．43、0．09、0．0046和-0．11[4]，可见，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对于农业GDP的增加效果最为明显，其次是农业科技投入，而支援农业生产和事业费支出似乎并不能带来农业GDP的增加，这可能与“两项费用”中的事业费比重过大有关；其次，在财政农业投入中，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约为80%左右，而中央政府仅承担了约20%[5]。英国学者巴斯特布尔（C．F．Bastable）曾经提出财政支出的“利益原则”，认为凡属事关国家范围内的整体利益的支出，应划归中央，而与地方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支出则应划归地方政府[6]。我们知道，农业生产虽具区域性，但多数与行政区划不重合，地方政府对农业投资存在不同程度外部效应，而农业本身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受现实利益的驱动，对农业这种基础性产业的投资缺乏经济动力和意愿[7]。因此，与上级政府相比，下一级政府进行农业项目投资缺乏动力。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现行的财政农业投入主体结构不能有效保证财政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可能会造成财政农业投入总量和增长后劲的不足。

（二）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投入状况

我国的正规金融体系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的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金融的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合作性金融的农村信用社；以及邮政储蓄机构，共计四类。其中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是涉农的金融机构，然而除了农信社外，其他金融机构的农村业务都在不断萎缩。总体上，金融支农呈现出信贷资金投放减少、农业资金“非农化”加剧的趋势。

从1990年至今，辽宁省金融机构的年人民币存款和贷款的绝对规模逐年上升，而其中农业贷款的绝对规模却在1994―1996年出现了下降。农业贷款的相对规模，即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截止到2004年底，呈现波动性下降的态势，从1990年的5．25%下降到2004年的3．63%。而到2005年，由于受到国家对“三农”支持政策的影响，农业贷款有大幅增加，绝对规模增加了将近一倍，其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也由2004年的3．63%上升到2005年的6．45%[8]。

但无论是1990―2004年间的逐年降低，还是2005年的大幅上升，辽宁农业贷款的相对规模，即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与农业对GDP的贡献相比，还是显得过低了。用农业贷款相对规模最高的2005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6．45%，而当年辽宁农业GDP占总GDP的比例为11%[8]。显然，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

第一，政策性金融支农功能萎缩。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粮食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农发行政策性收购贷款业务大幅下降，政策性支农作用弱化。与此同时，急需政府大力扶持的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却因得不到足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而成了阻碍“三农”发展的绊脚石。

第二，商业性金融支农力度减弱。出于对成本、收益和防范风险等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撤离收益低、风险高的“三农”领域，将战略重心转向大城市和高端客户。2005年，辽宁省涉农贷款1 006亿元中，粮食收购贷款（494亿元）和农业贷款（512亿元）各占1/2，其中，农业银行投放农业贷款81亿元，占农行全部贷款余额的30%左右，而在1980年以前农行却有98%以上的贷款投向农业领域。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更是微乎其微，而新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不愿在县域设立机构，农村金融机构严重萎缩，保留的机构主要是吸收存款和清收不良贷款，成为帮助农村资金外流的“抽水机”。

第三，合作性金融支农实力不强。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惟一直接面对“三农”的机构，在农业信贷资金投入方面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据统计，辽宁全省2005年农信社农业贷款的数量为429亿元，占全省农业贷款总额512亿元的84%，而全国农业新增贷款中也有85%以上来自于农村信用社。然而，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比率高、经营机制和绩效差，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其吸收存款的能力较弱。尽管近年来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农信社经营效益略有好转，但其实力还不足以真正承担起完全满足农村资金市场需求的重任。据统计，辽宁的农村信用社以其占全部金融机构8%左右的储蓄余额支撑着84%的农业贷款。全国的平均水平是：农村信用社以其占全部金融机构12%左右的储蓄余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9]。也就是说，农村信用社几乎成为农村地区惟一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承担了与其实力极不相称的支农重任。

第四，农村邮政储蓄资金“农转非”。据测算，邮政储蓄机构，作为我国的第五大吸储大户，在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大约占其全部存款余额的40%，但由于其在农村地区只存不贷，大量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转存外流。尽管从2007年3月1日起，辽宁省邮政公司启动了邮政储蓄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结束了邮政储蓄20多年“只存不贷”经营模式，然而现阶段该业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邮政储蓄农业信贷资金的投放规模，与其“农转非”的资金规模相比，仍是杯水车薪。

农村金融体制的弊端使得农业农村资金大量流失，据估计，农村每年流出资金在6 000亿元左右[10]。而占总人口70%的农民从我国国家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份额还不足全国信贷总额的7%，据专家推算, 包括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在内的全部农村贷款额，仅占国家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占整个GDP 的比例却超过48%。

（三）农户对农业的投入状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随着由财政、金融、农村集体和农户等共同组成的多元资金投入格局的形成，农户的资金投入主体地位愈发突出，其资金投入量占农业资金投入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40%―60%[11]。辽宁省的农户投资在农村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在80年代也出现了大幅增加，最高曾达到66．34%，然而到了90年代初，随着土地制度改革能量的释放完毕，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变得非常缓慢，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大大降低，从1991年的66．4%下降到了2005年的11．83%，并且中间个别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在农村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47．08%下降到2005年的23．68%。近年来，除了投资增速和所占比例大大降低以外，辽宁农户投资还呈现出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农户投资以第一产业为主，1980年至今，全省农户人均家庭经营费用中用于第一产业的支出都占到90%以上，但其中纯农业支出所占的比例不太稳定，最高是1990年的61%，最低的是1980年的15．6%，而2005年为45．4%[12]。

第二，农户投资的短期性和非农化特征明显。在辽宁省农户家庭生产投入现金中，家庭经营费用现金支出占有绝大比例，为90%左右，而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仅仅占10%左右，1995年甚至还不到5%。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全省农户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占农户家庭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比例就降至10%以下，并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2001年才有所回升，这说明全省农户生产性投资以短期投资为主，即主要用于当年诸如种子、化肥、农药和农膜等物质消耗的生产费用支出，仅仅是一种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补偿性投资。根据对辽宁省50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在资金的运用意向上主要是选择结婚、生子、上学等一些消费性项目，而愿意作生产性用途的人和资金比例都较少，农户投资的非农化倾向十分明显本次调查在2006年底，本课题组分别选择辽宁省不同地区的500个农户，发放问卷500份，有效问卷462份，涉及农户462个，总人口1 988个，户均人口4．3人，劳动力共1 294人，户均劳动力2．8人。。1985―2000年,全省农村个人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之比的平均数为1∶8．52。农户的生产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作为满足自己基本生活需要的手段，缺乏对农业长期发展投资的足够热情。

第三，农户具有住宅投资偏好。1997年以前，全省农户住宅投资占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部在50%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比值甚至高达90%以上，这主要是由于“七五”时期和“八五”时期，我国农村的建房投资一直处于高温，1994―1996年间，农户住宅投资的年增长率保持在25%以上，直到1997年，持续的高速住宅投资增长才出现新的变化，开始增幅减缓，特别是近几年，全省年农户住宅投资量占农户总投资的比重已下降至50%以下。从总体上讲，在辽宁省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中，农户住宅投资所占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但仍然较大(见图2所示)。

（四）农村集体、企业对农业的投入状况

――生产队体制期间，农业资金投入约有1/2左右来自农村集体，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村集体的经济职能迅速弱化，许多由农村集体承担的项目改由农户承担，农村集体的积累水平快速下降，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不断减少。

乡镇企业一度曾是农业资金投入的主力，然而，1994年以来的分化重组削弱了乡镇企业的投资实力，乡镇企业对农业的资金投入骤降。2000年以后，随着农业产业新增长点的形成，投资农业的效益增加，企业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也逐步提高，一些龙头企业通过预付定金、生产补贴、利润返回等形式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支农服务，但由于目前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较低，这些资金投入尚不足以缓解农业资金短缺的局面。

（五）外资对农业的投入状况

外资进入 “三农”领域，不仅有利于缓解农业资金的不足、改善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经营，还能推动农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目前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现状是：规模较小、效率偏低、区域不平衡。1998―2005年间，外资对辽宁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量分别为11．21、5．46、3．93、2．11、6．36、9．20、10．39、6．85亿元，大约占同期农村固定资产总投资的2．5%左右[8]，从趋势上看，1998年以来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全国的水平是外资占全部农业资金投入总额的3%左右，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约占20%的比重相差甚远。

三、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农业的弱质性

一方面，农产品差异性小，进入壁垒低，生产者众多且比较分散，供给弹性较大，而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弹性却较小，两方面同时作用，使得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的不利局面，造成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市场风险较高。另一方面，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生产者面临着极高的自然风险。因而，在资源配置以效率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受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约束的高风险与低积累率的弱质性产业，农业自然无法得到资本的偏爱。从这个角度上说，农业投资不足问题的产生有其先天原因。

（二）农业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某些经济活动导致外部其他人受益或受损，受益即正外部性，受损即负外部性。众所周知，农业生产除了带来经济效益之外，还会产生特殊的生态和社会效应等，因此，理论界通常认为农业是有限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具有外部效益的混合性产业。农业领域的投资稀缺与其具有的正外部性有极大的关系，由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存在，农业领域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的问题，生产者投资以后产生的效益不易分割，且投资的成本与其效益之间的关系也不十分明显，导致对投资主体的激励不足，其投资积极性偏低。因此，农业的正外部性是造成“三农”领域资金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二。

（三）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城市经济部门并存、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更加突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曾长期实行的剥夺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的二元政策。据统计，1952―1990年，在我国，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获取的资金为8 707亿元，通过税收渠道获得1 527．8亿元，通过储蓄从农业获得1 404．8亿元，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业为我国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1万亿元。这种发展战略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所提供的巨额积累已经远超出其自身承受能力，大量资金的流出严重削弱了农业自身发展能力，导致我国农业落后、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素质不高、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低下、农村市场狭小等问题，而这些又加剧了农业资金的外流。因此，城乡二元结构既是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死结所在，更是农业资金短缺的根本诱因。

（四）土地产权制度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合理有效的土地制度能够推动“三农”发展，反之，则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瓶颈。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内核是：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户拥有承包权和使用权以及一定收益权。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曾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它仍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现阶段，它的缺陷所带来的掠夺式经营、规模不经济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户农业投资的数量与方式。

第一，土地产权不明晰以及承包权的不稳定，降低了农民对土地收益的预期和信心，削弱了农民对土地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也缺乏培育和保护土地的内在动因，最终导致了农民的短期投资行为。

第二，目前的土地家庭承包制，使单个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狭小，加之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健全，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难以实现。规模不经济使得农业领域的生产成本偏高、利润率和积累都较低，因而削弱了资本进入的动力，最终导致其外部投资稀缺和内部资金外流的现状。

第三，农民土地产权的残缺，使土地不能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一方面，农户不能通过土地流转扩大规模，抑制了其追加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市场中其他要素进入农业部门的可能性，使农业处于一种封闭运行的状态，更加不利于吸引场外投资。此外，在现行制度下，农民也缺乏抵押土地使用权以获得大额贷款的权利，降低了农民借土地筹集资金增加农业投入的可能性。

四、建立健全农业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的政策选择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健康发展和实现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整体进程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而投资则是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引擎”，因此，如何通过体制创新、战略调整、政策修订、制度改革，构建一个高效运行的农业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是农业持续发展和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其基本思路为: 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基础上, 应当朝着投入主体多元化、资金渠道多样化以及资金运作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逐步构建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以信贷投入为支撑、以农村集体和农户投入为主体、以社会资金为补充、以倾斜政策为保护的多层次农业资金投入保障新机制。

（一）发挥财政资金的主导作用，建立稳定增长的政府投入机制

鉴于我国“三农”发展的现状，短期内靠农民、金融机构或其他社会主体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是不现实的，现阶段，财政资金仍然是农业投入增量的主要来源，发挥着主导作用。（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确保政府农业投入稳定增加。改变国家的产业投资政策，由过去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逐渐转变为倾斜农业，从宏观角度调整工农业的利益分配格局。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真正将政府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并坚持财政支农“三个高于”的原则，尽快形成新农村建设的稳定资金来源。（2）合理界定财政农业投入的事权和财权关系, 明确各级政府在财政支农方面的责任和界限。一般来讲, 中央政府农业投入应限定在地方政府难以完成、企业不能做或不愿做、项目受益对象广、跨行政区域、投资规模大且期限长的领域, 地方政府的投入范围则是除协助中央外, 主要负责本区域内的公益性项目，以及农产品市场体系的构建和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等[13]。（3）健全财政农业支持补贴制度。要继续巩固完善各项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形成目标清晰、收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补贴制度。明确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比例，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和范围。（4）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按照统一规划、明确分工、统筹安排的要求，集中各层次的财政支农资金，突出重点，形成生产性、积累性和服务性投入的最佳组合与投向比例。

（二）规范政府职能，明确财政农业投入的方向和重点

加大财政投入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直接增加了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弥补农业领域的市场失灵，改善了农业投资环境，提高农业领域的投资利润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政府应对市场无法或难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领域进行投资，而不能投资于盈利性、竞争性项目，不能排挤社会投资。结合现实情况，现阶段我国财政在“三农”领域的投入重点主要包括：

第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加大对水利设施、小城镇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农村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这些领域的投资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业资金的整体利润率，增加社会主体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第二，农业科教及技术推广体系。现代农业不仅受制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约束，而且对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强，然而我国农业科教支出水平并不高，仅占农业GDP的0．3%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0．5%的水平。由于人口众多，我国农业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农产品供给的潜力不大，因此，增加科技投入、走集约式增长道路才是农业发展的可行之选。而科研和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外部效应，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单靠农民以及农业单位的投资是很难满足需求的，政府应成为农业基础研究、农业科研成果应用和推广、农业基础教育等领域的投资主体。

第三，支持农产品市场体系的构建。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依靠供求关系引导投资的流向，必须有发达的市场体系作支撑，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是农业走向专业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经营效率的重要途径。然而，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并不规范，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的要求，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市场体系建设的投资力度，促进农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第四，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随着WTO的加入以及农产品市场的逐步开放，政府必须把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作为农业投入的重要取向，重点扶持优质专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 提升农产品的质量, 培育相对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三）创新财政农业投入方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各级政府应改变过去的单一、直接、无偿的资金投入方式，根据项目性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增加间接投资的范围，在吸引更多的其他类型的资金进入农业领域的同时，也最大化财政资金的效率和效益。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对于公益性项目，仍主要以政府无偿拨款投入为主。（2）对于各种经营类项目, 政府可以根据其经济效益的高低，进行不同形式的资投入：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准公共产品项目, 既可采用资本金、股份制等形式, 也可采用民办公助、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形式；经济效益较高的纯经营类项目, 如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可采用以银行信贷资金和企业自筹为主, 政府贴息的方式建设。（3）对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等风险较大的项目, 可采用创业基金、风险投资周转金等形式支持其发展。（4）对于一次性投资需要量较大、固定经营成本高、有较高预期收益的项目, 政府可以通过经营权出让, 采用BOT 方式吸引国外资本或社会资金建设经营[14]。

（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业信贷资金投入体系

目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严重缺失，农业信贷资金投放远远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求，究其根源，笔者认为有以下的原因：农业的弱质性和外部性、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农村金融保险体系的不完善，因此，建议构建有利于克服因信息不对称和规模不经济而导致的较高交易成本劣势的多元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具体地说，应加快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步伐，努力形成以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基础、以国有商业金融为辅助、以小型商业金融和贷款组织为补充、相互竞争又各具特色、具有内在互补功能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

进一步发挥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比例，引导邮政储蓄等资金返还农村。此外，应在农村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风险分散保障体系，以增强基层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构建为农户贷款担保的信用担保体系，创新农业信贷方式，通过小额信贷、农户联保信贷等方式, 拓宽直接面向农户的贷款渠道，促进供需的有效结合。

（五）完善各种支农配套政策，鼓励农民和社会力量投资现代农业

应着重加强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制定并实施各项优惠政策，综合运用税收、补助、参股、贴息、担保等多种手段，给予农户及其他投资者优惠，缓解资金投入农业后不能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利润的现实，确保资金投入的可持续性。其次，稳定和完善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稳定承包关系，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农地使用权，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 建立并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让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市场，在土地经营者之间进行合理流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维护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最后，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要加强自然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解决农业投资者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增加农业投资的信心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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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罗建朝．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