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总结{集合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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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林外史》；蕴含；商业文化；中国古典小说

在“儒林”当中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是十分排斥商业心理的，认为君子应当清高，视名利为粪土。但是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晚期，很多文人士子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追求功名利禄。文人士子在沽名钓誉倡导儒家文化的同时，又纷纷抛弃学术专心的从事商业活动。《儒林外史》就是将这个时期的文人士子的矛盾的心理和表现描写出来，让人对于描写内容中的“读书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终究走上末路的原因的思考。

一、《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

开展《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探究，首先应当进行《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通过总结《儒林外史》的描写内容，主要可以将其所蕴含的商业文化总结如下：

1.商业文化中的“重利轻文”思想主导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风气

“君子重义，商人重利”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同时“无奸不商”也能够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商人的轻视。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改革，很多文人士子也开始逐渐意识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封建社会晚期，这一思想的发展存在了严重的偏差，《儒林外史》中的所体现的商业文化，已经呈现出了极为“重理轻文”的思想，因而社会人情也逐步的呈现出冷漠、势利的特点。

2.社会的商业文化呈现出“思想败坏”的趋势

在中国的早期经济文化和商业文化当中，倡导的思想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时代的发展决定了经济的发展的必然，但是君子获取经济利益，不应当是以牺牲自身的人格为前提的。在《儒林外史》所反映出的社会商业文化当中，很多文人已经“斯文尽失”，唯利是图，丝毫不见读书人的儒雅气息，市侩的本色表露无遗，得势的文人和不得势的文人都表现出了十分极端的病态思想，要么穷欲极奢，要么视财如命，全面的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整体文化的穷途末路。

3.商业文化中的“唯利是图”深刻的影响了封建社会末日的文人的思想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事件的发生背景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清朝末期，这一时期政府对于典当行业的重视，使得文人开当铺、做盐商，剥削底层群众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封建社会末日的文人道义尽失，唯利是图的思想使得社会风气日益沦丧。

通过进行《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可知，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末期，商业文化中的“重利轻文”思想主导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风气，“唯利是图”深刻的影响了封建社会末日的文人的思想，并且社会的商业文化呈现出“思想败坏”的趋势。在这一文人纷纷追求金钱并且商业道德逐渐败坏的大背景下，社会所呈现出的腐败、颓废、奢靡的现象之严重也便可想而知。

二、对于《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的思考

针对于《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进行对于《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的思考，主要可以将思考内容总结归纳为以下两点：

1.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嘲讽与厌恶

作者将《儒林外史》中的士子的丑态刻画的入木三分，带有着深深的嘲讽和厌恶之情。

2.显现出了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官场的败坏与不堪

文人士子是封建晚期统治阶层的主要成员构成，因此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官场的不堪程度，通过《儒林外史》也便不得而知。

开展对于《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的思考可知，《儒林外史》以诙谐、幽默、讽刺的叙事风格，通过描写封建晚期社会的文人士子阶层的众生百态，深刻的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嘲讽与厌恶，同时也无情的显现出了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官场的败坏与不堪。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文化的体现的核心，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而《儒林外史》描写中呈现出的“原则尽失”的晚期社会商业文化，则让我们更加了解了那个时代消亡的必然。

三、结语

开展《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探究，首先应当进行《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进而针对于《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对于《儒林外史》所表现出的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开展《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研究，可以使得我们通过封建社会末期的文人阶层，更好的去了解封建社会的消亡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1]王_. 《儒林外史》的商业文化价值[J]. 湖南商学院学报，2015，04：94-98.

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儒家思想对韩国影响深远，韩剧中包含很多儒家元素。而对韩剧细致研究就会发现，韩剧中的儒教倾向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至少在伦理观念、社会责任等方面出现了重大偏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及时代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体审美心理的变更等原因。

众所周知，儒教在现代化程度颇高的韩国占据重要地位，儒教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自1960年以来，韩国为传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人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据统H-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

一、近些年来，伴随着韩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韩国影视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使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刮起了“韩流热风”。在韩国“文化立国”政策作用下，韩剧中的儒教成分日益扩大，无论是家庭伦理剧还是青春偶像剧都包含着丰富的儒教伦理内涵。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韩国文化产业近几年喜获丰收。韩国影视界异军突起，《魔女幼熙》、《海豚湾恋人》、《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蓝色生死恋》都明显的表现出儒教思想的倾向。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在研究韩剧时，也都认为儒教思想是韩剧的思想内核。

二、伦理是儒家思想的基础，按照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伦理体现为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这五种社会关系并不是平行并列的。排在首位的是君臣关系，次之父子关系，再次为兄弟关系，最末为夫妻关系。如果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出现冲突，亦即忠孝不能两全时，儒家要求牺牲父子关系而成全君臣之忠诚。如果夫妻关系影响到了君臣、父子、昆弟都是不被接受的。即便是和家族外人——朋友关系出现冲突，儒家思想也会尊重朋友而割舍夫妻。按照传统理念，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视朋友如手足，然而妻子只被看做一件可有可无的衣裳。这种意识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也有所反映，不少影视作品正是讴歌这种舍弃小家成全大家的精神。在众多反腐反贪、革命历史、公安甚至爱情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往往会出现牺牲夫妻关系的情景，而这种舍弃是必须的，也是观众所认可的。但在韩剧中，这屡遭舍弃的夫妻关系，恰恰是最为看重的一环。在韩剧里面夫妻包括男女朋友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服从这一关系。无论夫妻关系与其他四种关系出现如何冲突，被尊重的必然是夫妻关系。如韩剧《看了又看》，剧中的年轻一代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追求。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遭到上一代(父辈)的反对，更为严重的是，错综复杂的爱情竟然出现了严重违反伦理长幼的现象(朴基正要娶的妻子恰恰是他弟媳郑金珠的妹妹，这种婚姻关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被视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家庭成员的称呼会显得格外混乱。例如，从郑金珠的角度，她既可以叫朴基正兄长，又可以叫他妹夫，而这两种称呼混淆长幼尊卑，造成了伦理的混乱)。然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自己的幸福，直至家庭接受他们。这种爱情观念和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但最终爱情战胜了一切。这种模式在韩剧中应用甚广，几乎毫无例外，男女之爱被视作最珍贵甚至是至高无上东西。

其次，社会理想、社会责任的隐退。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十分强调社会责任。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大学》中开篇即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不难看出，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的意识十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时至今日，为苍生社会尽责任的意识仍是中国影视中最多也是被视为最光荣最高尚的表现的内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态度影响下，中国的影视作品更多的反应人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理想。内圣外王是儒家的核心，直至今日仍被中国人广泛认可。然而，对比韩剧，很容易发现，儒家思想变成儒教后，逐渐成为一套具有宗教意味的礼仪形式。儒家思想在韩国不再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也不再要求更多的社会责任。内圣外王的终极目标变成了家庭行为规范。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影视作品韩国人都遵照儒教的行为规范，为人处事彬彬有礼，接人待物客客气气，然而这仅仅是行为规范，一套标准礼仪而已。儒家所宣扬的那种内圣外王的积极人世的理想已经消退。目前韩剧中，集中描写年轻人纯洁、浪漫的爱情剧(约占韩剧总份额的30％)与表现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的家庭剧(约占韩剧总49-额的50％)构成了韩国当代题材电视剧的主体，而这其中体现社会理想的微乎其微。这和中国影视作品大相径庭，在中国影视作品中爱情更多是的被当作载体，负载了社会内涵；而韩剧爱情成为本体，爱情成为目的，社会意识几乎隐退，几乎完全变成“为了爱情而爱情”。

三、儒家文化的产地是中国，在传播至韩国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几经转变迁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人甚至认为，韩国文化的发展就是同儒家文化斗争的过程。这种文化横向移植出现偏差是普遍现象。韩剧中体现的儒教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这其中固然有文化传播过程出现的偏差。除此之外，发生此等变化的原因还有以下三种。首先，国家形态发生了变化。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尽管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重新进发出新的活力，然而不得不承认，儒家思想所依附的经济、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获得生存发展，必须变革、变通。这种变化，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都存在。然而韩国受西方政治影响甚大，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思维及特点更明显。如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甚至广泛认为，政府就是一切麻烦的根源，因此韩国在权力分配上，政府受到限制，总统权利一步一步削弱。1997年金大中当上总统，对韩国进行全面的改革。用韩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彻底改掉“恶法”。以前，总统是至高无上的，距离老百姓太远，尤其是军人独裁时期，总统好像皇上。而现在的法律规定：凡是总统享有的特权，不合理的、非民主的权利，都彻底废弃。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权力机关的政府不再是韩国人所向往所好奇的部门。尽管中国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然而对政府权力并未限制，政府作为人民的服务机关，其权利和责任仍然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很多时候，政府或是代表正义的官员成为老百姓的保护者，在影视剧中也被热情讴歌赞颂。无论是历史剧，还是革命剧，好的官员都被当作政府的化身，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国的影视剧中，矛盾冲突的解决大部分依靠优秀的政府官员。而在韩国，由于政府权力的削弱，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国家机器的权力斗争。政府即不被视为人民的敌人也不被当成人民的保护者来对待，政府只负责一些基本事务的处理，不再被当成救星。因此，韩剧中很少有社会理想或者政治色彩的成分出现。然而这并不代表韩国人不关心政治，而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就是政治，民生就是政治。

其次，现代文化的影响。在最近的两三个世纪里，传统文化遭受严重的质疑挑战，现代文化的诞生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对传统反叛的基础上。现代文化、现代思维对韩国儒教的冲击是巨大的。韩国年轻一代不再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重复昨天的生活模式，他们比中国更广泛而又深刻地接受西方自由、反判、民主、多元化等思想。早在1999年，韩国祥明大学教授金经一就写过一本书《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极为畅销。书中核心观点是，儒教的有效期在韩国已经结束，相对于“温故”，现在的韩国更倾向于“知新”。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韩国人看来，年轻人也不必循规蹈矩按照父辈的要求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命运。儒家所遵守的传统被视为打倒的对象：国家没有君主，自然无需忠君；父母的意识被视为传统保守的思想，应当被嘲讽被背叛。年轻一代不必过多的考虑国家、家庭，他们更加重视的是自己的生存价值观。这突出表现为按自己的理想寻找事业以及爱情。韩剧《魔女幼熙》里的崔戊龙，天生味觉发达，后来考取了令人羡慕的医学院。虽然头脑聪明，但因为沉迷于学习料理，成绩下滑，在家休学了三年之后自动退学。他的志向是做一名优秀的西餐大厨，尽管父母得知后强烈要求他复学，但他却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人生。其体现的精神正是现代哲学家康德、黑格尔所宣扬的“自由”、“自由意志”。这和儒家思想显然背道而驰。韩剧多是表现年轻一代的生活，极具活力的青年男女大都热烈地追求自己的生活，自由精神深人人心，儒家思想强加于他们的羁绊早被击破。

最后，审美心理的影响。新的时代更新了人们的审美心理。自金大中执政之后，市场成为影视作品的唯一指向标。拍完的片子，政府有关部门看一遍，看看对青少年是否合适，需不需要从色情、暴力方面来分级；而后一切交给市场。近些年来的收视率表明，韩国人更关心自己的生存。

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儒学伦理思想；现代社会；现代图书馆；教育作用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a>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是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叉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我们向来认为：孔子、老于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

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长处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总之，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也是很大的。

1儒学的创立与内涵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佛家3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的。而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而“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它包括：仁者爱人，为仁之方，为仁由己。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也就是说，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始终坚持道德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并不始于儒家，而是由《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可见儒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修养与事功的合一。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来概括儒家的内涵与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圣成贤。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单是将其当作一客观之对象来研究，而是真正将其落实到、贯彻到个体的生命中去，以实践的、笃实的精神来实现之，彰显之。

儒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另一进路。它以人的道德性为依托，反观自身，取其良知，浸润人本质。儒家哲学即本体即工夫，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合一，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境界(工夫与本体的合一)。

2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儒学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精神力量之翼。它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是能在各个社会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儒学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优秀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儒学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长久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企业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对儒学的弘扬。

其次，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我国儒学中勤劳、仁爱、诚信、国家至上等道德观念及其伦理体系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能正常运转，就必须借鉴、汲取其(儒学)精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与对儒学的简单、粗暴否定有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儒学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用儒学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道德相结合，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三，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是要求人们处理好本身与他人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他人，还有爱社会、爱自然，把爱他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儒学中“仁”思想闪光之处。以这种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施可持续战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乐山乐水”是孔子带哲理地对“仁”的引申，赋予“仁”深刻内涵，把爱从社会扩展到自然；孟子发展了爱的思想，主张爱物，把爱物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扩大到大自然，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物、自然环境被无止境地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保护自然，确立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世界道德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环境的文明。人类的道德要达到环境文明的境界，使道德跨人现代文明的层面，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历史必然选择。总之，汲取儒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3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图书馆员应有为图书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热情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怕苦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团结奋进、文明服务、甘为人梯、尽职尽责等精神。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应做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同时工作作风要过硬，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纪律严明，忠于职守，团结互助，雷厉风行；业务要精，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总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图书馆员。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儒学对于每个人的修身涵养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是人们讲文明、树礼貌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员的礼仪是图书馆礼仪的形象代言人，其礼貌、礼节、仪表、仪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一言一行，起着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第4篇

用以上思维来研究经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一、经学的产生过程

经书典籍先秦就存在，至少从孔子就已经开始传授经书的知识和思想。我们说那是古籍传授，不能算经学思潮。经学成为社会思潮应是汉代的事情。

经学思潮可以说直接产生于独尊儒术。儒家独尊以后，儒家的教科书才成为有权威性的经典。儒家学说为什么会升到独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春秋时期，周天子衰微，各诸侯国自行其是，不太尊重周天子。这时出现霸主，来维持天下局势。开始都是以尊周天子为号令，以诚信作为结盟的基础，实际上实力是关键。后来，实力成为唯一的根据，讲诚信，被认为是蠢猪式的幼稚天真。韩非子说得好，这时是“争于气力”。在“争于气力”的时代，什么仁义道德都束之高阁。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仁义，没有诸侯王愿意接受。战国时代的孟子也是这样，曲高和寡。他们都只好著书立说，将自己的理论通过文字流传下来。在春秋战国的几百年中，有许多思想家研究社会的动乱，探讨治理的方案，企图救庶民于水火。这些思想家治理社会的方案，都有一些拥护者，形成各自的学派。各学派之间进行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许多学者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思想的春天。有人怀疑说：乱世还是春天吗?我认为乱世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不好的，比如人民生活很艰难。但是，坏不是绝对的坏。由于乱，统治者难于控制思想，思想就比较自由。另外，现实的苦难逼着人们思考。许多思想家就在忧患中产生出来。愤怒出诗人，忧患出哲学家。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乱世逼着人们去思考天下治理的问题，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任凭各种思想自由驰骋。这对于造就思想家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乱世时间长了，各种思想任意自由发展，各派自是而相非，社会没有统一的价值观、是非观，使百姓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乱与社会混乱互动，安定不下来。因此，乱世时间一长，不论百姓还是思想家，都希望有统一的思想观念。这是社会的需要。战国中后期，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出统一思想的要求。庄子认为以一家思想作为天下人的是非标准是片面的，要以道作为公共的标准。荀子写了《非十二子》，认为各个学派的思想都不行，只有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实际上他是想用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也是为了将正确的思想汇编在一起，形成能流传千古的巨著。在政治没有统一的时候，想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春秋无义战”的情况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实力，因此“争于气力”成为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秦国采纳商鞅的变法，以奖励耕战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最后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秦政府实行从商鞅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取得成功，故秦朝以法家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前期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时代变了，形势变了，政策也应该有所变化，否则，就不能适应新社会。固守老规矩，是刻舟求剑。要与时俱进，逆取与顺守应该有别。逆取须凭实力，有时可以暂时不顾道义。而取得政权以后，就要马上改变方针，采取顺守的政策对待人民。攻守的形势变了，在守的时候仍然不施仁义，是秦政权败亡的根本原因。法家思想有利于发展实力，却不能维持社会的长久安定。虽适用于乱世，却非治世长治久安的法宝。很明显，法家思想在乱世，有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问题的效用，而儒家思想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作用大。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补。总之，在乱世，需要用实力平定天下；在治世，需要用道义稳定人心。法家理论适合于发展实力，儒家理论有利于维护道义。

秦朝在平定天下后仍然施行法家政策，形成暴政，逼得人民起来造反。秦亡后，刘邦与项羽经过五年激战，最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汉朝。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汉初思想家比较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治乱产生的原因，总结统治经验。他们知道法家思想是片面的，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陆贾提出“下马治天下”的建议，叔孙通根据儒家思想制订一套朝廷礼仪，贾谊提出一整套治国方略，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斗争，儒家思想逐渐占了上风。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实际上，这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仁义，所以儒学也称“仁义之道”。孔子是创始者，孟子在战国时代是儒家的突出代表，因此也称“孔孟之道”。儒家尊崇并效法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以“六经”为主要教学内容，其中，乐经没有文字，实际主要是五经：《易》、《礼》、《诗经》、《尚书》、《春秋》。这些本来只是教材，儒家独尊以后，就都成为权威的经典著作。很明显，汉初社会需要儒学，统治者也需要儒学，儒学就因此上升到独尊的地位。但是，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只有一种理论，一种学说，总是不够的。法家理论严重排斥其他学说，最后导致秦朝灭亡，也使自己的理论遭到严厉指责。汉初，能够吸纳其他思想的黄老之学受到重视，又因为它提倡无为，最适合战乱之后需要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得到当政者采纳，风行一时。但它的基调是无为而治，不能长久，因为中央无为，地方却会出现一些有为的野心家，觊觎中央政权。特别是在尾大不掉的形势下，这种危险便成为现实，许多明智之士都已经发觉，而文、景两帝对此总下不了决心，最终导致吴楚七国之乱。这一次动乱，冤杀了晁错，惊醒了景帝，给汉朝统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训。于是汉武帝又开始重视儒学。汉代的儒家以先秦儒学为基础，尽量吸取其他各家的有助于长治久安的思想来丰富、补充儒学的不足，使汉代新儒学形成完善的系统的全面的政治哲学，以适应当时治理天下的需要。这既是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是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基本保证。在这里，儒学以仁爱为基础，又有开放性，是它极为重要的优势，也是它能够传之久远的重要原因。

总之，社会发展、时代需要，是产生经学的客观条件。儒学以仁爱为基础适应人心，又能容纳其他学派的各种合理思想，所以被选为独尊的对象。从那时起，中国历史上出现混乱时，儒学就被放在一边，欺诈和暴力成为争取胜利的重要法宝。混乱之后，进入稳定时代，儒学就开始吃香。因此儒学有善于守成的美名，也有过于保守的坏名。善于以仁爱为基本原则的将军为儒将，善于以仁爱为经商规则的商人为儒商，善于以仁爱精神来行医的医生为儒医。称得上“儒”者，都应该比较了解经书中的内容所表现的精神实质即仁爱思想，并在各自的实践中加以真正实施。

二、经学的衰落过程

经学鼎盛时期在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期以前，即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还是从实际出发的，许多决策还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例如用人，根据需要，选择有适当才能的人。对于边境国防，有的儒生以为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亲近来远，修仁义来服匈奴。汉武帝就没有接受这种迂儒的幼稚想法。用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主持财政，实行盐铁官营，夺了富商巨贾的利益，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用汉宣帝的说法，可以概括为“杂霸王道而用之”。元帝以后，纯用儒术，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实力减弱，政府就逐渐失控，无法控制朝廷的强臣和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这就可能导致各地霸主的出现。政府没有强大的财政实力，没有足以维护中央集权的法制威力，就很难维持统一的政治局面。政治局面不能统一，便出现乱世。“乱世英雄起四方”。汉惠帝时代，吕后掌握实权，几危刘氏江山。平了诸吕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到汉景帝时代，地方势力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准许诸侯分恩，削弱了地方的势力。董仲舒强调大一统论，从理论上巩固了中央集权。地方是稳定了，中央又出了大问题。王莽借助元后的势力，加上自己的努力，逐渐夺取中央政权，最后由假皇帝到真皇帝，取代刘氏汉室江山，建立王氏的新朝。王莽在当时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儒家形象，借助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也是王莽能够实现夺权的重要原因。王莽夺权后，还是利用儒经中的内容进行各种改革，“专念稽古之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他就将所有过去封的王都改为侯。又将秦汉时代的官名都改成商周时代的官名，“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经常改变地名，有的郡名改了五次。王莽召集很多儒生，整天讨论如何按儒家经典的说法，制订一套礼乐制度，“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结果严重耽误正常的政务。吏禄改革，货币改革，导致经济失控，社会大乱。王莽的，使儒学的形象也大受影响。光武中兴，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恢复了儒家的声誉。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朝政府失去政权，儒家经典也失去权威。在以后的魏晋时代，否定儒家经学的言论很多，经学也就明显地衰落了。

儒家衰落的原因从理论上探讨，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首先，盛极而衰。独尊儒术以后，经书地位极高，经学成为社会思潮，不许任何人提出怀疑，更不允许批评，就是对经书的解说也成为不许改变的家法与师法，形成僵化的思想体系。孟喜研究《周易》，颇有创见，“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学。”(《汉书·儒林传》)众人推荐孟喜，他所传授的弟子后来也当了博士，可以说明孟喜的《易》学水平确实很高。仅仅因为他有所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有完全按师法来讲，就被取消了任博士的资格。由此可见，当时的师法是不容许改变的。

其次，合久必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思想也是合久必分的。任何一种学说在流传的过程中，都会因社会的变迁，传人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发展变化。开始可能变化很小，时间一长，变化渐显。例如董仲舒传《公羊学》给嬴公，嬴公传眭孟，眭孟传颜安乐与严彭祖。“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同上)董仲舒的《公羊学》传了三代，就分成了两大派。颜安乐的后学又分为筦路之学与冥都之学。彭祖“廉直不事权贵”，有人劝他灵活一点，他说：“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同上)有的学者固守先师的说法，有的学者追求富贵，委曲从俗，就对先师的说法略加修改，以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这样，思路就不一样了，就自然要分派了。分派原因可能有多种，治学态度不同，追求不同，可能也是分派的重要原因。一种学说成为意识形态，权威很重，许多人研究，理解有深浅之别，有为己为人的不同，也有寻道义与谋利禄的差别，理论思维还受到个人经历、社会地位、周围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产生差异。同样经书的一句话，可能有多种解释。这就可能出现混乱。为了统一思想，汉代统治者多次召开经学研讨会，最大的两次就是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即使这样，由皇帝出面作裁判，经学的分歧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一种权威思想体系总是相当庞大的，成分也复杂。后学各取所需，重心不同，方向不同，也自然会发展成不同的学派。学说内部特点与外部环境变化，都是导致分裂的重要原因。分裂产生内耗，导致自身的衰亡。

第三，政治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思想被统治者选中，成为意识形态。有的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成为异端。当社会稳定，国家强盛时，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力量加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就盛行于天下，成为思潮。而异端思想就受到压抑，遭到严厉批判。在汉朝鼎盛的时候，儒学成为经学。到东汉末，政权衰落，经学一旦失去政治权力的支持，支撑和维系经学的社会力量就削弱了。经学由于失去靠山，也就衰落了。隋唐时代的佛教也是由于政治人物的支持而兴盛。唐初达到极盛，接着就有了唐武宗灭佛之举，导致佛教衰落。佛教兴衰也是跟执政者的支持密切相关。而王充哲学则是异端思想，社会稳定，国家兴盛时，王充《论衡》就受到严厉批评；到了乱世，王充《论衡》就受到读者的推崇。

第四，社会动乱。经学需要和平环境。群众在生活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也就顾不得文化了。东汉末年的动乱就给经学衰落创造了社会条件。

从学术本身来讲，还有一些原因值得探讨。从西汉着重义理到后来注重训诂，从今文经学转古文经学，使经学沉溺于文字训诂等小学功夫，失去儒学思想中的大道之学的精神活力；注经出现极端繁琐现象，引起学术界不满。总之，僵化、繁琐、不注重精神，没有活力，是经学衰落的必然过程，也是盛极而衰的自然现象。

参考文献：

[1]孔丘.论语[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2]孟轲.孟子[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3]荀况.荀子[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第5篇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