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政策心得范文2024(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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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策执行；“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77（2006）02-0179-02

按照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理论，人们习惯将政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政策形成与设计、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虽然政策执行作为政策过程的中间环节，是将政策理想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但由于人们一直认为政策执行处于“黑箱”状态，政策能够通过执行系统不折不扣地完成。因此，公共政策研究一直致力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提供分析决策的模型，对于制定出来的政策怎样执行，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直至Pressman和Wildavsky于1973年的著作《执行》一书中阐述政策执行对于政策成功与否的重要性后，学界才真正对于此领域有较多的论述与研究，并由此出现了一场研究政策执行的热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执行运动”。研究人员写了大量的论著，提出了各种2024执行研究的理论和模式。本文正是在介绍前两代政策执行模式的基础上，重点探析了政策执行的新型模式——第三代政策执行途径，并由此引发对我国现有政策执行状况的思考。在此，我们似乎应该明确第三代执行途径由何而来？什么是第三代执行途径？它与前两代执行途径相比有何特点？加深这些问题的思考，对我国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第三代政策执行途径的溯源

在政策执行研究的初始阶段，许多学者包括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在内，主要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来研究执行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代执行途径。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强调政策制定者的优越地位，政策执行者总是严格遵守上级旨意，忠诚实现上级意图。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强调严密的命令和上级的控制指挥能力，另一方面主张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执行规范的理性设计。从整体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模式应用相当广泛，是影响力相当普遍的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非常强调政策执行的法令规章，反映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内涵。然而，这一模式也遭到了很多批评。因为其把执行看成是没有反抗意志的人，实际上，执行过程是一个参与者众多、实现利益多元化的复杂过程，上层政策制定者很难达到对政策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控制。具体而言，“自上而下”模式的缺点体现在：（1）强调中央的政策决定，过度重视高级官员设定目标和设定方案的能力，忽视了来自于私人部门、基层官员、地方执行机构的影响；（2）当某些公共政策没有适用的法律规章，而由多元的政府机关和法令规章共同执行时，就难以适用；（3）将执行的组织结构简单地看作为静止不变的科层制，没有认识到动态变化的存在；（4）彻底质疑了独立政策执行阶段的存在。

正是基于对“自上而下”模式的种种质疑，一部分学者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自下而上”模式，其中又以Weatherley和Lipsky的《街道层次的官僚与制度创新》一文为代表，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执行途径。这种模式以组织中的个人（即参与政策过程的所有行动者）作为出发点，政策链条中的较低及最低层次被当作政策执行的基础，它强调给予基层官员和地方执行机关自主裁量权，中央的政策制定者的核心任务并不是设定政策执行的架构，而是提供一个充分的自主空间，使基层官员和地方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它还强调政策或项目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参与执行项目行动者的承诺与技巧。可以看出，“自下而上”模式的出现相当创新，不仅在方法论方面相当新颖，而且在概念上也有所突破。这种模式以多元行动者所认知的问题、策略与目标为基础，而不仅仅着眼于政府计划，如此可以摆脱“自上而下”模式过分重视政府机关角色的缺点。但是，其自身也有许多缺陷，表现在：（1）这一模式固然肯定基层官员的角色，但基层官员的行为对于政策目标的贡献未必是“正面的”。因此，如何改善基层官员的行为是相当重要的问题。（2）该模式侧重于对基层官员“事实”的分析，而对“价值”的伦理分析则相当欠缺。事实上，如何培养正确的服务观念和组织文化是当前社会的主要课题。（3）这一模式的分析缺乏一个明确的理论。网络技术不仅是认定相关行动者的网络关系，它还需要一个明确的理论，将这种网络关系放在行动者认知、资源和参与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因素上。

二、什么是第三代政策执行途径

第一代美国政策科学研究者对执行问题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这一层次上，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上而下”模式以及控制能力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途径；第二代研究者则将注意力转向了州政府这一层次，强调下层行动者对于政策的影响能力和由此而呈现出的“自下而上”模式。但总的来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都是一种纵向的研究途径。Emore认为，成功的政策执行一方面应该运用“向前推进策略”，由政策制定者缜密地规划政策工具和妥善运用其他政策资源；另一方面则必须采用“向后推进策略”，广泛掌握政策对象的诱因结构。在此基础上，第三代研究者将关注对象扩展到了州际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上来，由此提出第三代执行途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

第三代政策执行途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的产生主要是针对第一代与第二代政策执行途径的优、缺点加以整合改进，期望能建构出更有解释力的政策执行模式，它是由Goggin等人于1990年的著作《政策执行理论与实务︰迈向第三代政策执行模型》中首先提出的（下图）。其认为第一代政策执行呈现出演绎的途径，而第二代政策执行呈现出一种分析性的归纳途经，但政策执行是一种极为繁复的过程，是一系列发生于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行政与政治决策和行动的过程而不只是单独采用演绎或归纳的途经就可解释。因此，他们主张政策执行研究不应忽视各种层次中执行动态面的探讨，而其所提出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即着重在于探讨政策执行的动态面向。

Goggin等人认为，必须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2024政策执行个案的研究，这种研究应该采取比较性的、历史的、量化的分析方法，运用多元的资料2024技术，目的在于构建一套足以诠释执行动态面的理论体系：（1）在比较和历史分析方面，执行研究者必须着重于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层次；（2）在量化方法方面，他们指出下列分析方法值得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动态模拟、网络分析、内容分析、社会实验和回归技术等；（3）在资料2024技术方面，包括深度采访、邮寄问卷以及分析等多元方法的运用。

“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建立在三点假定之上：第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冲突与合作关系；第二，州政府具有裁量权，可以解释联邦计划的命令内容或指明地方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三，不同时间和不同管辖权下具有不同的执行形态变项。而其讨论的变项包括：（1）因变项：州政府的政策执行；（2）自变项：a.联邦政府层次的诱因与限制；b.州与地方政府层次的诱因与限制。两者形成交互依赖的关系；（3）中介变项：包括州政府本身的决策后果与州政府本身的能力。如图示：

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

资料来源︰Gogginetal，1990，p32.

在变项的内涵方面则分述如下：

（一）联邦层级的诱因与限制

国家政府决策的内容与形式都会影响政府层级执行者的选择与行为，而联邦政府层级即是通过法规与权威来影响执行，其中“决策内容”变量包括政策类型、问题解决的急迫性、结果明确性的程度、法规的强制性、财力的配置等。而“决策形式”则可能会影响到决策信息的接收方式。

（二）州与地方政府的限制与诱因

此变项的内涵主要是三组制度的互动，利益团体、州政府、地方上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以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执行机关。在这个层级上所作的执行决定与行动，都可能因管理者在方案运作所需的资源、州政府民选官员的偏好等方面，加入个人判断而发生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讨价还价的情况。

（三）州政府决策结果与州的能力

Goggin等人认为执行的产生必须存在两个条件，做出执行的决定、采取行动的州的能力，此外要考虑到州的组织与生态能力。组织能力是指采取行动的制度能力，生态能力是指州政府运作的相关环境条件，如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等。

（四）州的执行

州的执行必须由两方面来定义，产出与结果。产出指的是计划目标被满足的程度如何；结果是指在广泛的社会问题中，方案修正的变化如何。因此，州的执行应包括执行过程、执行方案的产出与最后产生的结果三项，也即为州政府能否顺从联邦政府的指令推动政策、能否具体地达成既定目标、能否解决所涉及的社会问题。

（五）回馈与政策再设计

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第2篇

一、当前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存在问题

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面对社会意识领域多样化的复杂形势，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还是在价值追求、价值取向方面都受到严峻挑战。但是，部分单位忽视时代特征，思想政治工作的观念、方法落后了，思想政治工作仍停留在念文件、读报纸和开会提要求上；有的用绝对化的思想观念看问题、做工作，片面地以提高生活福利代替思想政治工作，或者片面的以考核扣分、扣发奖金代替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都不能适应新时期税收工作的要求，直接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发挥。

其次，当前税务干部的视野不断扩大，思想观念空前活跃，精神需求趋向多样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但是，有的单位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意识弱化导致责任弱化。一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片面认识，没有把它摆到应有的位置。认为抓收入是硬指标，抓思想工作是软指标，只要收入任务完成了，抓不抓思想政治工作无所谓。二是政工人员对干部队伍追求更高目标缺乏必要的引导，政治思想工作处在一种被动局面。一些专兼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在思想上产生了倦怠心理，对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不深，重点环节抓得不准。三是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协同意识不强，单靠领导或政工部门来做，还远远不够。

第三，近几年来，税务机关肩负的任务日趋繁重，依法组织收入的压力持续增加，特别是管户多、工作量大与人员不足的矛盾愈加突出。随着税收管理越来越严格规范，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干部的素质、能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挑战，思想压力不断增大。少数干部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精神有所淡化，“爱”岗不精业，安心不用心，不比工作比待遇，不比奉献比享乐，不比业绩比升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苗头时有出现。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切实有效的办法措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来不断开创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二、新形势下加强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做好新形势下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握以下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揽，以加快经济发展、服务社会进步、促进小康建设为目标，推进“12345”思想政治工作战略，不断增强执法为民、聚财为国意识，为税务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一）把握一个根本，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定位。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努力贴近税收实际、贴近干部思想、贴近工作生活，准确掌握广大税务干部职工的工作情况和思想脉搏，把握干部的所思、所想、所愿，进而有的放矢地在办实事中贯穿思想教育，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解决思想问题，真正尊重人，真情理解人，真诚关心人，才能使干部职工在地税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思想得到充分表达，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活力得到充分释放，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税收事业，为推进和服务“两个率先”贡献力量。

（二）坚持两个结合，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

坚持思想教育与加强管理相结合。思想教育与管理监督互为联系、相互促进。思想通，一通百通。只有坚持教育在先，教育为主，有的放矢，因势利导，才能真正解决主观认识上的问题。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管理制度，并切实加强监督、约束，使思想教育与管理监督相得益彰，互促互进，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

坚持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相结合。要深化对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认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逐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使思想政治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充分运用税收行为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资源，努力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创新体系。

（三）推进“三型税务”，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

“三型税务”即要创建学习型税务，优化人文环境，体现治税与治队同步推进；要创建服务型税务，优化纳税环境，体现执法与服务的有机融合；要创建法治型税务，优化治税环境，体现税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学习型、法治型、服务型”税务，理应成为税务机关与时俱进，寻求新思路、新发展、新突破而确立的组织发展定位。要使“三型税务”成为广大地税干部共同认知和遵守的行为规范、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制定有针对性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从群众最关心、当前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入手，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增强建设“三型税务”的信心。把推进“三型税务”的目标要求作为全系统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核心内容，不断丰富“三型税务”的载体，提高建设“三型税务”的整体水平。

（四）健全四项体系，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

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要完善政治学习制度，做到学习有计划、有内容、有检查，确保取得实效。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定期分析和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分析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研究工作对策等。建立信息沟通制度，利用领导接待日、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深入基层调研、设置领导干部电子信箱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坚持五必谈、六必访制度，把谈心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加深了解、增进团结的重要手段坚持下去。落实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经常深入联系点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具体指导，帮助联系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

健全人事管理体系。按照干部任用条例和中央“5+l”文件精神，结合《公务员法》的施行和税务系统干部队伍的特点和现状，努力推进人事制度创新和整合，营造人事人才工作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以干部能力建设为重点，通过干部的教育培训、交流轮岗和监督管理，促进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干部考核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为重要手段，认真探索以能力和业绩为主导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建立符合地税干部特点的现代绩效管理制度。

健全岗位责任体系。加强工作考核，进一步明确岗位职责，优化工作流程，规范工作标准，量化工作要求，严格奖惩兑现，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一个单位、每一位干部的工作实绩。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使不劳者不得食、少劳者少报酬，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要深入做好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监控考核软件工作，规范税收执法，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依据国家政策，在政策许可范围内，认真做好干部住房、医疗、交通等方面的服务工作，为干部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按照基层建设规划的要求，进一步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加大对完善管理制度、提高干部素质等方面的经费投入力度，保证经费向基层一线倾斜，保障征管第一线的基本支出及正常运转。

（五）加强五项建设，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环节。

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关键在领导。领导班子不仅要提高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进一步提高学习质量，做勤于学习和善于思考的模范；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加强团结的模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做勤政廉政的模范；大力推行行政事务公开，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模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做求真务实的模范。总之，以领导干部率先的行动引领人，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一流的业绩鼓舞人，共同推进各项工作。

加强税务文化建设。从实现税收事业新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税务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集中更多的精力抓好税务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把聚财为国、执法为民作为税务文化建设的核心，进一步树立“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税务形象。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办好阅览室、文化活动室，用好地税网站，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坚持不懈，潜移默化，真正起到陶冶情操、提高素质、凝聚力量、规范行为、推动工作的作用。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用“三个代表”这一锐利思想武器，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目标，重新审视现有的各项制度和规定，坚决克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坚持以改革创新破难题、谋发展。大力加强窗口单位建设，切实改进窗口服务，想纳税人所想，急纳税人所急，解纳税人所难，不断拓展服务空间、改进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方式，实现税收服务的规范化长效化。要进一步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简化办事程序，切实解决多头审批和程序复杂的问题，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第3篇

凯恩斯革命之后，各经济学流派从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Miron等，1994）。综合起来，一般认为，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有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汇率渠道和信贷渠道等。Krugman（1979）在提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时便指出了银行信贷对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对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研究开始逐渐重视起来，相关理论研究也非常丰富（StiglitzJ.E和WeissA，1981；BernankeB.S和BlinderA.S，1988；Morris、Gordon等，1995）。Stiglit（z1989）在研究信贷、货币和商业周期时提供了一个货币理论的执行标准用以评判货币效果。他认为，信贷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效果要明显优于利率变动的作用。就信贷的政策效果而言，OlinerS.D和RudebuschG.D（1996）以扩张和紧缩时期作对比实证研究了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研究表明信用途径能放大紧缩性或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应，但是在货币政策转换过程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国内对货币政策的信贷效应研究也非常丰富，王振山和王志强（2000）、李斌（2001）运用时间序列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信贷效应非常明显，而王雪标和王志强（2001）则研究认为货币政策的信贷作用存在但并非十分突出。周英章和蒋振声（2002）利用1993-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货币、信贷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指出虽然说货币政策信用渠道最为重要，但是信贷传导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至于信贷的传导机制的差异，有从货币政策的区域角度研究，也有从行业和微观企业角度加以分析。Scot（t1955）研究了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他发现就信贷渠道而言，在货币从纽约向其他地方传导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正式开启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先河。Carlino和DeFin（a1998）也认为一个国家则是由不同的区域所构成，因此货币政策可能对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政策影响。Bebchuk和Stole（1993）从信号甄别角度认为企业的管理者有加大投资增加企业规模的动机。他们认为只有加大企业投资规模这才能够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以表明本企业拥有比较多的投资机会和较强的获利能力。这样，银行就可能会认为债务风险比较低，从而为它们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

卓凯（2005）从企业所有制性质角度研究认为，中国的信贷效率存在结构差异，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于国有性质的企业，最有活力的民营私营企业则很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这点也得到伍中信和李芳（2010）的研究认同。他们结合企业性质和投资效率，以2001–2008年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指出，虽然信贷对国民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但是我国信贷配置的效率不高，这主要表现在投资程度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因此信贷资金主要流向于国有控股企业。张敏等人（2010）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研究了中国信贷效率的有效性。他们认为，我国的信贷效率是低下的，信贷资金主要是流向于处于过度投资状态的企业，而那些需要投资的企业则得不到信贷支持。从行业角度来看，杨栋和郭玉清（2007）研究了农业信贷效率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他们认为虽然银行信贷与农业缺乏互动，但是长期来看，对农业信贷的支持能够带动农业的增长。张兵和左平桂（2009）利用1990–2006的数据对江苏省农村贷款效率作了实证分析后认为，从长期来看江苏省的贷款是低效的并且不能促进江苏的农业发展。因此他们提出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信贷有效配置。然而，我们发现他们所研究的指标选择和研究方法都值得商榷。米运生和谭莹（2007）从区域角度分析了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差异。他们研究结论认为中国整体宏观经济依赖于银行信贷，但是在区域层面的信贷效率差异显著，甚至于各区域内的省市也存在较大差异。张晓艳和戚悦（2011）发现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投资相比，更主要在于效率的低配置，难以发挥资金投入效用。刘洪生等人（2009）在研究中国信贷效率的影响因素后从银行竞争角度分析了提高信贷效率的途径。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言，市场效率与金融效率的关系十分密切，忽视市场效率而单纯研究信贷政策可能引起政策的偏差。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还表现于各个区域市场经济程度的不一致。本文将以市场效率与信贷关系为切入点，研究不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下中国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为区域信贷与市场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为以中国区域数据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最后则是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对李敬（2008）的模型扩展至两个市场，以便用于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假设全社会只有两种类型的产品：消费品和投资品。这里的消费品既可以使用劳动投入单独生产，也可以使用劳动和投资品共同生产（亦即劳动力和投资品两者可以相互转换）。从每一位社会个体来看，都是期望获得消费品以获得个人效用。这里假设行为人所获得的消费品一部分来自自身资源所能提供的产品，这里以Xn表示，还有一部分消费品需求则来自于其他资源（外部资源）所能获得的产品，以Xdw来表示。这里k1为市场交易效率，反应了市场经济程度，其中0<k1<1。K1越大，则市场交易成本越低。消费者所获得的消费品主要通过货币的购买力，因此本文假设消费者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情形下，行为人主要是通过金融系统的金融贷款从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商品。为便于统一，我们不妨假定将行为人的内部资源也表现为货币形式。

假设一国只有两个地区，且两个地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独立的金融系统（银行）且每个地区都可以从不同的银行获得资金（贷款）。但是由于该国的发展是不平衡，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两个区域内的金融系统效率存在差异。为便于下面的分析，我们首先假定每个地区都生产消费品和投资品，并相互交换，但任何一个地区与另外一个地区金融交易过程中存在交易成本。设从一个地区（假设为A地区）金融系统所得的贷款资金份额为ω，从另外一个地区（假设为B地区）金融系统所得的贷款资金份额为1-ω。其中，k2为A地区银行信贷效率，反映了A地区银行贷款的交易成本，而k3为B地区银行金融系统的信贷效率，反应了B地区银行贷款的交易成本，0<k2<1，0<k3<1。两个地区的交易成本越高，则k2和k3越低。不妨假定该经济系统的决策是在一个两期框架内，此时行为人的总效用为：U为消费者的总效用。r是消费者主观贴现率，而u1和u2则是消费者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效用。从生产者（供给）角度来看，生产消费品时投资品和劳动可以相互替换，但替换时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若生产者在生产消费品时的固定成本为A，在生产投资品时，要么选择劳动进行生产，要么不生产（投资品同质）。其中，xsw为消费品的供给，y为投资品（yn为生产者自由自愿所能提供的投资品，而ysw为生产者利用外部资源所能提供的投资品）。a∈(0,1),A∈(0,l);b<1,B=l。a表示投资品对消费品的产出弹性。Lit为到t期的累积劳动量，ξ反映了劳动者在生产产品时不同工作中的劳动转换（如果不转换工作，ξ=0，转换工作则ξ=1）。因此（4）和（5）式即为生产者的生产函数。若与上面分析一样，生产者也是通过自由资源yn和外部资源yw生产投资品，且外部资源一部分来自于本区域，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区域。其中，l为生产者在每期提供的总的劳动量（这里不妨假设生产者每期所提供的劳动量均相等），而lit为在每个时期t生产者对i种产品（这里即为消费品和投资品）所提供的劳动量，显然lit∈[0,l]。Lit为生产者至t期投入的累积劳动量。如果用劳动时间来反应劳动量，那么（6）式和（7）式共同构成一种时间约束。首先对第一种情况进行分析，假设地区完全分割，不存在任何商品贸易。地区内部为自给自足的市场，金融系统不发挥任何作用。再做第二种情况的分析，即两个地区存在市场交易。为便于分析，这里假设该国的两个地区分别只从事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生产（即各地区按照比较优势从事生产），A地区专门生产消费品，B地区专门生产投资品。具有分工的市场结构内，两个地区市场上存在投资品和消费品的交易。由于生产投资品的人需要经过学习的过程，因此在两期模型内，在第一期B地区投资品的生产产量为零，也就意味着B地区投资品生产者在第一期内没有货币收入。而A地区消费品的生产除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之外，还要卖给B地区投资品的生产者，从而获得货币资金。这说明，B地区的投资品生产者在第一期内需要从银行系统内借款购买A地区的消费品进行消费。需要说明的是，B地区的借款选择是两个地区的银行系统。至第二期，B地区的投资品生产者开始生产投资品，卖给消费品生产者获得货币收入，这部分收入一部分偿还第一期的债务，另一部分则购买本期的消费品。

根据分析可知，在第一期内，B地区的投资品的自给量、供给量和需求量y1n、ys1w、yd1w都为零，消费品的自给量和供应量x1n和xs1w也都为零。第二期，B地区投资品的自给量、需求量y2n、yd2w以及消费品的自给量、供给儿x2n和xs2w都为零。另外，两期里对消费品的投入时间lx1和lx2也都为零。此时可以发现，（12）的左边之所以大于右式，主要在于左式的市场交易效率k1和区域金融系统效率k2和k3共同作用。也就是说，区域市场效率、区域金融系统的信贷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也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个人效用的差异，从而引起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可以得到下面结论：结论1：市场经济程度和银行金融信贷共同作用推进经济发展了，也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效率和银行信贷进行深入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下面的结论：结论2：当市场经济程度较低时，信贷促进经济发展效果很弱。信贷政策是以市场经济程度为前提，只有在市场交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银行金融信贷才能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对结论2的证明如下。

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区域经济的证据

本文对区域市场效率、金融信贷以及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区域经济效应及其前提条件。下面将对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背后实质。

（一）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

根据本文模型的分析思路，我们将首先选择反应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市场交易效率和区域金融信贷的指标。Yang（1991）以交通条件来反映市场交易效率。李敬（2008）在Yang的分析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公路密集度和铁路密集度合并成交通条件指数用以表示市场交易效率。赵红军等（2006）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银行的竞争性、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交通状况和教育现状等指标运用因素分析方法以提取市场商品交易效率的指标。本文认为用交通条件指标是一种间接反应市场效率的方法，在反映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时有很强的合理性。但是在比较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市场交易效率时，这个指标有很大的缺陷（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交通条件在反映市场效率时问题更加突出）。而综合其他相关指标处理起来则较为复杂。一般而言，市场效率条件越高，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总值将越高。不少研究用批发和零售业人均产值作为分工程度指标，借鉴这个方法，用各地区的批发和零售业实际生产总值与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占比来表示市场经济交易程度的交易效率，我们用k来表示。

货币政策的信贷指标我们用金融信贷效率来衡量。对金融信贷效率指标的选择，本文与一般的研究也有较大差异。一般认为，银行的存贷之差即可反映银行的贷款效率，但是我们认为存贷差仅为信贷金融效率的一个方面，简单的存贷之差并不能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金融信贷效率。卢盛荣（2008）在由于没有各地区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数据时，用每个区域的各年度现金投放量或回笼数加上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构筑了各个区域的广义货币供给量。在这个思路下，本文将采用各区域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实际贷款额占比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实际贷款总额来表示金融信贷效率，这里用rxd来表示。本文不直接采用各个区域金融信贷指标，这主要是因为区域信贷效率相对值总和接近1，可以比较各个区域在利用国家信贷资源下的不同效果①。与其他研究一致，我们用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另外，我们选取各个省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劳动投入数量作为实证研究的控制变量，分别记作FK和L。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各区域GDP平减指数和CPI作为价格指标，将各个名义变量转化为实际变量。重庆1997年后成为直辖市，故我们将1997年后重庆和四川的数据合并。除山东省的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总值指标之外，本文的所有数据时间跨度都为1978—2008②。文中涉及的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2024》以及部分省市的统计年鉴。实证方程（14）中各变量下标i表示每一个区域，t则表示时间，cit为常数项，uit为随机误差。lnFK、lnL为实证模型的控制变量。另外，对模型中的变量国内产出总值GDP和控制变量FK、L取对数形式。根据截距项c和各变量的系数的不同，又可以将模型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和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

（二）变量的描述统计和模型协整检验

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变量中lnGDP、lnL和lnFK，东部地区的变动低于西部地区，相比较而言，中部地区的变动最小。rxd和k的两个变量西部地区的变动却低于东部地区。从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lnGDP、lnFK、rxd和k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对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时，为避免伪回归的可能性，我们也需要对各个变量作平稳性检验。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不同于单独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本文对各个变量的原始数据以及滞后一阶数据用五种方法做单位根检验（LLC、Breitung、IPS、ADF-Fisher和PP-Fisher等五种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原始数据五种检验方法都基本显示为非平稳数据，但是其滞后一阶的数据则都是平稳性数据，这样初步保证了下面所作实证的合理性。采用KAO残差协整检验方法对lnGDP、lnL、lnFK、rxd和k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实证模型在全样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拒绝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假定。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对全样本数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按照实证方程的设定，在控制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上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全国而言，信贷效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概约为1.63%，而市场经济效率对经济促进影响大约为5.11%。就东部地区，信贷效率的促进作用为1.37%，市场经济效率对经济促进作用约为3.42%。在中部地区，信贷效率对经济弹性约为0.88%，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为9.76%。西部地区信贷效率的作用为2.41%，市场经济效率作用则为10.99%。模型估计的各个系数均显著。很显然，就信贷的作用而言，西部地区最为明显，而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居中。市场交易效率的经济影响作用则自东向西依次提高。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东中西的信贷效率和市场经济效率共同促进了经济发展，也验证了模型结论（1），信贷与市场化所导致的区域差异也很明显。但是对于中国区域发展而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对经济发展作用意义更为重要。实证结果显示市场化效率的提高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大，而东部影响则最小。这恰好说明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市场化差异因素。从数据来看，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的总体程度最低，因此市场效率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最高，市场效率此时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影响最小。然而，信贷作用与市场经济效率则不一样。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信贷的作用在西部最为明显，而中部的效果却最弱。至于其中原因，主要是与区域市场化程度2024。下面，我们来分析市场化程度与信贷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

正如结论（2）所述，虽然信贷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信贷支持应当与市场化程度相配合。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信贷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各个区域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如果只追求信贷的扩张，而放缓市场化改革与推进，信贷的经济效应则可能受到制约难以充分显现。更进一步而言，不发达地区忽略改革而仅依靠信贷的力量也难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为验证这一结论，我们对全样本进行变系数面板模型的估计。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当各个省市的市场经济效率都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信贷在各省市的作用明显呈现区域差异。信贷效率作用在东中西在整体趋势上明显呈现递减趋势。表6则是当各省市贷款不变时市场经济效率对经济影响。对比表5也显示出市场效率在东中西的作用，虽然在东中西区域内部不同省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总的趋势上市场效率对经济影响与信贷恰好相反，东中西区域内呈现递增趋势，这也证明了信贷作用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当各区域市场经济效率固定不变，就东部地区而言，信贷的作用除个别省份如河北、福建和海南之外（河北、福建地区的系数显著性较差，而海南则显著为负），在其余各个省市都具有促进作用。比较这些省市还可以发现，除广东外，信贷作用不明显的地区其市场效率在东部地区内部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市场效率较高的地区，如北京、天津和长三角，信贷促进作用则非常明显。至于信贷在广东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本文不做深入研究，但是可能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广东发展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中部地区除安徽、河南和湖南地区之外，其余省市信贷作用明显，但是一般都低于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其中中部地区江西省最高，约为2.17%）。而西部地区除四川省之外，在其余各省市信贷作用却为负。

当各区域信贷固定不变，从表6的估计结果来看，中西部的各省市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对西部的影响要高于中部。通过分析我认为，信贷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以市场经济程度为前提，市场经济效率越高的省份，信贷作用的效果越明显，而在市场经济程度较低的地区，信贷作用则难以发挥，长期而言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指出虽然信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信贷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需要保证市场经济效率的改善与提高，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对于中国各个区域而言，信贷和市场经济两者共同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对于东中西区域而言，也存在着区域经济效应。其中，信贷的作用在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而中部地区最低。市场交易效率的经济影响作用则是自东向西依次提高。然而，如果不顾区域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则难以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甚至将有碍于经济发展，信贷必须与市场经济程度相配合。我们用变系数模型在各省市的市场效率加以控制后发现各区域信贷效率对经济影响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中，信贷作用在东部绝大部分省市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西部的绝大部分省市却作用下降或者不明显甚至于不利于经济发展。而控制信贷后，虽然市场效率对经济有显著促进作用，就区域内各个省市而言，市场效率的作用恰好与信贷作用基本相反。

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税收；管理系统；税制结构

一、引言

在国家的收入来源中，财政税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能够起到调整国家资源配置的作用，构建社会公平发展的良好格局，优化国家的市场经济环境，对财政税收体制加以改进和完善有十分关键的现实意义。新形势背景下优化财政税收体制，应该良好运用监督机制，展开深入的调查活动，发现并总结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二、新形势背景下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1．财政税收管理系统过于落后。时代在不断进步发展，传统的财政税收管理系统过于落后，不能满足如今财政业务的具体需求。对财政方面的管理有效性差，在改革税收制度的工作中，也很难发挥明显的作用。有出现违法乱纪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有很多区域在财政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1］。

2．财税管理受到制度的限制作用。以中央政府作为中心来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同时也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承接管理的作用。在要求的时间范围内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