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2500字范文(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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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2500字范文 第1篇

《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摘 要：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经济而言，辛亥革命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经济思想；社会基础

时光流转，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无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就近代中国经济来说，辛亥革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辛亥革命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晚清以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

中国自进入封建专制社会以后，重农抑商和政府主导就成为封建时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重农抑商是农业社会在经济思想上的突出体现，政府主导则是专制体制的题中之义。1840年中英_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内忧外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重重。从1840年到1911年，即我们常说的晚清时期，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例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允许私人设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别是晚清时期的新政，其主要内容有：倡导振兴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定并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试办银行章程》、《筹办矿物章程》、《铁路总表》、《奖励公司章程》等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对私人业主按照投资额度给予奖励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与政府主导的经济传统在政策层面逐渐地为振兴工商、允许并鼓励私人自由发展实业的思想所代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并逐渐发展。不过，专制_的改革始终甩不掉浓厚的政府干预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成立了真正资产阶级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来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中就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进步思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只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发展资本主义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间自营，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为此，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比如《临时约法》中就规定了“_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营业自由”等等，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转变，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主流。借鉴当时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之路，南京临时政府亦明确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办实业。资产阶级_的非专制性导致对政府干预倾向的比较彻底的放弃，进而使得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快速发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环境，在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轨道之外，又并行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就是当时自由经济思想在社会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和基础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们普遍认为_中的民族与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之后要谋求的便是实现民生主义。于是，当时全国上下在“振兴实业”上一度形成了较高水平的思想认同和比较一致的行为取向，这就为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转化为经济发展实际成果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它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社会环境。_在民国创建伊始就主持制订了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为发展工商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是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对私人财产严加保护；在中央成立实业部，地方成立实业司，专门负责管理和振兴实业；制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新式金融业的发展；制定并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允许私人自由申报设厂；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工商保息法》、《矿业条例》、《审查矿商资格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农商部奖章规则》等一系列法令：实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学校教育，推动新思想的传播，激发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识，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会有持久的交换，有了持久的交换才会有经济的繁荣兴旺，以上这些对当时民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进效应。毋庸置疑，南京临时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是积极的、迫切的，传统的抑商政策此时在政策层面已经烟消云散了。

从经济上看，辛亥革命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1912年，_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就写到：“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1912年，_亲自发起筹备中华实业银行，并自任名誉董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倡办中华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建设垦植协会和国民银行。于右任、陈英士等发起建设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层革命党人也多从事实业活动。

辛亥革命后，学校数目和在校学生数量都逐年增长。1912年，学校数量达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学生人数达到290多万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数的三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实业经济的进步培养了各类人才，同时也带动了出版印刷工业的兴旺。这样，在当时社会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征时代进步的发展实业的热潮，或多或少地优化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环境。反过来，这股热潮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又进一步深化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这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十年的发展上。1911―1915年，全国各地成立的经济团体达到107个；清末十余年所建银行总共不过17家，而仅1912年一年新建银行即达14家，此后更是新增不绝；自1914年起中国经济的各项统计指标均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为中国民族经济迈出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步。

三、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诚然，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环境，使得近代中国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局面是相对的，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究致使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国经济没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市场的掠夺和投资侵略，其在工矿企业的投资远远大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力量。中国封建_则在客观形势的迫使下逐渐放松了对民族企业的束缚，然而一旦有利可图，他们便会对商办企业进行种种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业自身，大多处于设厂的起步阶段，存在着资金、技术、营销、经验等多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购买外国机器设备的时候经常受到外国商人的敲诈。同时，民族工业的资本家为了减少封建官僚的各种勒索，凡是与清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于绅商的力量，因而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与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在内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形势下，民族资本力量微弱，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成长，机器工业和手工工场业的发展长期处在低水平的状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_，但它没有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是到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也还是很低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当软弱。

直到抗日战争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只有10%左右。并且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经济的局限，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彻底的，这个“命”是在不触动封建主义利益的基础上“革”的，因此，封建专制主义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

南京_的建立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实质不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它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1922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由自由资本主义轨道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轨道过渡。尤其是经过1929―1930年的几次新军阀混战，__得到巩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全国性_，这样，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就被迅速改变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下，民族资本只有或被兼并或相附合，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崎岖的小路。有资料显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22年后表现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时彻底陷入了窘境。

参考文献

[1]石波。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1991，(8)。

[2]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J]。社会学研究，1992，(5)。

[3]张佳坚。浅议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J]。金融经济，2011，(10)。

中国近代史论文2500字范文 第2篇

摘要：本文通过《上清帝第六书》的有关内容，对戊戌变法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_”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_，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_，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_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2]，Pathdependence，(J).TheAReview，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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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中国近代史论文2500字范文 第3篇

《论“五四”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五四运动所凝炼出的“五四”精神包括“爱国、科学、民主、进步”。“五四”精神在当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五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进步创新精神

191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运动的主体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这场运动的性质是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它也被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开端。同时在理论层次上，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也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_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引领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和伟大复兴不断地奋斗。时至今日，五四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涵

五四运动的内在精神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和进步创新精神。这种精神特质对于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转变和发展意义重大，而对于中国在历史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影响深远。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深入挖掘五四运动的价值。

第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凸显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是五四运动中最核心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主旋律。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历程来看，中华人民从来都是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用自身的爱国壮举来抒写着一幕幕爱国主义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由于当时执政的北洋_无能，致使国家利益受损；但是，中国广大社会民众是不会对自己的核心利益置之不顾的，他们在大学生的引领下进行了持久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并提出了“外争_，内惩_、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等一系列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口号，并在这场运动中烧毁了丧权辱国者曹汝霖的官邸。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行为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镇压并逮捕了一部分参与运动的大学生，而这也成为了五四运动不断扩大的导火索，全国各地都积极以罢工、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的方式来声援五四运动。这样，五四运动就由单纯的学生爱国运动转变为以无产阶级工人为主导，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性的爱国主义运动。由此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体现出了中华人民群众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和对_无能的气愤。而这种思想转化为行动后就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中华儿女追求自由的愿望体现了科学民主精神。在《青年》创刊之时，创刊人_针对封建专制的种种腐朽向当时的青年人提出了鲜明的期望：“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而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还讲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他的《随感录》当中也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育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人的对立。”[3]这样，对于封建专制的反对和对民主科学的弘扬之间的比较带来了表达方式上的变革。对此，_针对时代发展方向时说：“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4]所以文言文的统治地位被新兴的白话文所推翻，而白话文所代表的大众文学开始登堂入室。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儒家学说受到了空前的批评，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正是打倒“孔家店”。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思想基础是西方民主思想，它依靠着西化观念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彻头彻尾地批判，从而为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型开启了历史性的变革。

第三，青年学者解放思想推动了进步创新的精神。作为一次打破封建思想和寻求救亡图存的思想解放，它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思想上的创新。人们从以往遵从旧有的宗教礼法到现今崇尚新兴道德观念，从对君子专制的根深蒂固到如今弘扬自由化的民主，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到推崇苏俄的发展模式，这些都彰显了创新精神的内在本质，也正是这种大力的解放思想和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使得五四运动取得了划时代的影响。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青年的知识分子首次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内在具有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这就促使他们积极转变自我发展观念，从而走出了一条工农结合的中国式革命发展道路。

二、新时代背景下“五四”精神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践行科学发展观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引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的最新成果，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指导了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实践。今天，中国社会再次弘扬五四运动精神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统一，这对于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加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宣扬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爱国主义对于国家形成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推动民族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从_战争至今的百年近代史可以看出，爱国主义始终都同中国命运紧密联系，而这百年近代史的分界点就是五四运动。党的90多年的发展史也表明了，一个国家如果不完整、独立和强大，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尊严和发展希望。改革开放的30年经验也证明了这一铁的规律。如今之所以还要提倡五四精神，其目的就是要高扬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一切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节奏以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发扬科学精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对于科学的理解不能仅限制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之上，而且还要将其看成是一种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_是这样认识的，“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5]，“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6]。由此可以看出，民族精神同科学精神是一体的。五四时期的中国始终是在提倡以科学的方式来救国家于水火。而要发扬科学之精神就要重视科学之技术所产生的作用，发挥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绝大效率。在现阶段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融合和新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促使社会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的实力已经成为国家整体综合实力的显著标志。_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7]

(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目的客观上成为了人民民主的典型。它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它在本质上提倡民主，这种民主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所倡导的少数人民主，它就其本质来讲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实际权利也得到了切实保障；但是，政治体制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客观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政治体制中的集权化致使一些官员依然保有封建化残余思想，这阻碍着党的民主发展和人民民主的发展。所以，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五)树立创新进步理念，推动时代发展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落后是最为根本的落后。因此要改变一个国家落后的状态，推动社会发展，必须就要以改变旧的思想文化作为前提和基础，而要改变思想文化上的落后，就要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寻找新的正确的思想文化。今天，我国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不会墨守陈规，接受改革。也只有具有创新意识，才会关注国家的命运和经济建设，才会关注社会的每一次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既然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那么就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这就更不能离开创新意识。

在时代的发展中，五四运动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其影响深远。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加大科教兴国战略，在以教育为本的基础上将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地位，以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上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参考文献：

〔1〕_。敬告青年[C]._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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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4〕_。_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6〕_。敬告青年[C]._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_。_文选(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论文2500字范文 第4篇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它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先河，它大力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事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抵制的作用。洋务运动用自身的发展诠释了近代化的概念，后来历史证明正是洋务运动奠定的基础，才使中国的近代化向纵深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化;历史地位

洋务运动简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寄希望于不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情况下，主要开展工业、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革新而求“自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1]。同时最重要的是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的创办，近代教育制度的革新和教育体制的形成，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军事工业的创办及其性质

洋务运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不过，洋务运动的中心前后有所变化，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自强”为宗旨，重点在训练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除继续进行“求强”活动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开始兴办民用工业，把“自强”与“求富”结合起来[2]。

洋务派创建的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是从1865年建立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3]。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三所洋炮局。1863年12月，李鸿章攻占苏州后，将三所洋炮局中由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称“苏州洋炮局”，后又于1865年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李鸿章购买的“旗记铁厂”，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1864年李鸿章买下了“阿思本舰队”的一批机器，在苏州洋炮局安装使用，“李鸿章在现场参观后大为惊叹，深深感到机器生产的重要性”[4]。`从此，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建立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企业。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属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这种官办性质使得这些企业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丛生，但在厂子内部工人大多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其工资按照技术熟练程度决定，这表明这些军事工业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故“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点”[5]。在洋务运动期间，清军的战斗力明显有所提高。当然，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兴办并没有达到“自强”的目标，没有彻底击退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但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对缓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并最终避免完全殖民地化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第一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生产技术，通过翻译西学和开办学堂传播了西学，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三，由于武器的生产，是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所以导致了矿业、钢铁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电讯业等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二民用企业的开办及其性质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企业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由于支付战争赔款和镇压人民起义的庞大军费，清政府无法为新式军事企业筹措足够的经费。其次是举办军事企业迫切需要原料、燃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电信部门的配合，洋务派他们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除了“坚船利炮”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6]。另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加强，洋务派试图通过自办民用企业“分洋局利益”，与洋商进行“商战”[7]，对抗列强对华经济扩张，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又着手兴办“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民用企业的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业、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中，少数几个为官办，其余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所谓“官督”，就是官方保护、扶持，并委派代表对企业进行监督、稽查。所谓“商办”，就是商务有商人经理，官不过问，盈亏均由商人承担。这一形势，对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诞生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他们使这些企业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能够吸引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把资金投放进来，他们对官督商办企业提供垫款或借款，给予减免税厘以及专利等权力，对这些企业予以庇护。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对中国近代商办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

随着对外交涉的扩大和军用、民用工业的开办，洋务派对新式人才的渴望与需求与日增强，对创办新式教育的认识与积极性日渐提高。早在洋务运动开始之际，一些思想家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义》中指出：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特产，多中人所不及”，倡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8]。其后，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均在他们的著述中反复宣传西学，陈述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洋务派官员则从实践中感到“时事孔亟，首中人才”[9]。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便利用他们的权势积极创办学堂。1861年，奕訢即以外交需要为由，率先奏准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开近代新式学堂之先河。稍后，各企业自办的学堂陆续涌现，期间多次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和反对，但他们坚持办学不辍。洋务派如此重视兴办新式教育，也是对传统的科举制的一种挑战和冲击。

“新式教育肇始于第二次_战争之后”[10]，它以创办学堂为主，兼及派遣留学生和组织翻译机构，目的在于培养为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及各类实用人才。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新式学堂中有外国语学堂7个、科学技术学堂7个、，其中包括很著名的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福建船政学堂(1867)、天津电报学堂(1880)、上海电报学堂(1882)、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等[11]。

洋务运动时期新式教育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它开始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国教育中的一统天下，为社会培养了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洋务运动时期呈现出了中学和西学并重的局面，并被后来的一些思想家理想的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容许了外国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及至世界知识和国际公法等实用科学及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其次，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引导学生在面向社会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面向自然，学习自然科学。再次，新式教育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为我国培养了传播科学文化的种子，使很多优秀的东西得以传入我国

四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政治上的失败不代表洋务运动全面的失败，许多的东西展现出了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整个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一)它第一次把向西方学习由思想主张变为大规模的实际运动，迈开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早在第一次_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但并没有大规模的实际行动。19世纪60年代初，脱颖而出的洋务派官僚发动并主持了这场运动。从此，“打开国门、吸纳新知、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世界”，成为近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二)它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洋务运动首次在中国大地上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军用、民用资本主义企业，符合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宏观方向，修成台湾铁路、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段，并开始修筑京汉铁路，同时，修筑了通达全国的各主要行省的电报、邮政业务，这些企业产生时间虽然迟于外国在华资本，但比中国民族资本发展要早，在生产规模和资本总额方面，不但远远超过了当时民族资本企业，也优于外国在华资本企业，不会随着清王朝的_而失去作用，不会随着洋务运动政治上的失败而终止。

(三)它加强了国防的力量。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生发展，对于抵制外国侵略，保卫国防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洋务运动中，创建了中国近代化第一支海军。陆军改革虽然进程缓慢，但也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新式枪炮，由此可说，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国防建设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

(四)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举办的民族企业在同国外商品争夺市场，维护本民族利益，为促进早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用企业虽然对外国资本存在着妥协性和依赖性，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作为列强在华企业的对立面出现，所以，它的崛起和发展在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抵御外国资本侵入，建立近代企业体系方面有重要意义。

洋务运动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潮流，,它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先河，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事业，是中国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虽然洋务运动也有种种缺陷，但试想如若没有洋务运动，可能就不会有中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自然也就不会有政治近代化尝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变法运动、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遑论文化心理近代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2]。所以古老中国一步步的发展、进步。没有洋务运动奠定基础显然是不可能的。

注释：

[1]郑剑顺.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115、116、117.

[2][3][12]夏东元.洋务运动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5)，70、71、141、142、143、144、145.

[4]史远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M].北京：_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8),134、135、149、170、171、172.

[5][6][7]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62、63、64、65.

[8][9]杨益茂.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J].北京社会科学.1996(1),108、109.

[10][11]杜雯铀.洋务运动与教育改革[J].求是书刊.1997(3),98、101、102.

中国近代史论文2500字范文 第5篇

摘要：_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与掠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样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样认识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是一个亟待厘清不同方面。

关键词：侵略文化侵略文化渗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

《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一个民族建立了一种高于或者不同于当时社会普遍文明形态的文化时，她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与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走向更新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明积累的长河中的稳定性最为明显，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学术命题。

“文化渗透”，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内部，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文化传播导致文化渗透,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学者指出文化渗透是指相互的或双边的文化涵化，也即是两个当事的文化群体彼此影响的文化涵化状况。物质资源只能互换，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通过相互渗透实现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渗透”与各种外来“侵略”在概念逻辑上等同，是错位的。

(二)“文化渗透”与“侵略”的史实逻辑混乱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传教士搜集情报，进行间谍侦察活动。2、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担任英军翻译。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与传教士的政治立场有关，与宗教本身无关，更与文化本身无关。此时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主要内容“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我们不否认教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办报纸杂志制造一些侵略言论，而同时教材重点提出来一个典型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说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仅就这样的描述，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文化人物，与真正的人物之间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读者对他的误读与误解。(后文再述)从蔡尔康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一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_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可见《万国公报》传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认识_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

第一次_战争既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又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怎样看待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渗透与侵略，是需要审慎的甄别与厘清的。

1、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对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时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写在书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述，忽略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强大功能。

按照现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组织或神话人群都有自由传播自己思想主张并结合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权利，也同样有建造相应之宗教与神话建筑的权利。_战争前后，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传，与西学东渐等等文化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传教士办学来说，历史资料显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广学会，历史资料显示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她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其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来文化传播的积极范例应为“庚款兴学”。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史实证明，美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地拿出庚子赔款部分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某些充当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传教士其行为与宗教无关

_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想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中国，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另一部分则是为殖民者服务，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后者在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认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宗教而是国家的召唤，是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

教材中叙述说“比如，1832年德国____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_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_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_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这些史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其一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语言翻译其次是在从事间谍侦查活动方面，他们并不是各国侵略中国的策划者组织者及主力军。其二某些或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不应该是基督____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造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时刻他们选择了臣服于国家政治利益。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侵略，应该是许多学者认同的20世纪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途径和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历史资料显示仅在东北以外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在_战争炮火的轰击下，中国于灾难痛苦中逐渐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继而中国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变革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