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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合同范文第1篇
在社会关系中，经常出现劳动合同当事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劳动法赋予企业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比赋予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要小得多。立法上严格限定企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权的条件，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但是，一些企业，特别是某些非公经济的企业(包括公)，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时，不依法进行。现实中，他们随意或武断的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举不胜举。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占有很大比例的劳动者，他们在行使单方解除权时，说走马上就走，不按法律规定以书面形式提前30日通知企业，确实给企业造成了经济损失或给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了麻烦。
本文对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希望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工作，使大家认识到，劳动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在当事人间便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都必须严格信守，及时、适当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解除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便是违约，不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而产生违约责任。合同必须守信是我国法律所确定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当事人合同解除
劳动法中的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社会关系中，经常出现劳动合同当事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一、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法赋予企业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比赋予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要小得多。立法上严格限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权的条件，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应当解除劳动合同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就是因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不能正常工作；被证明不能胜任工作；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用人单位在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一)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三)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四)正在担任平等协商代表的；(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但是，一些企业，特别是某些非公经济的企业(包括公)，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时，不依法进行。滥用企业内部规章制度，随意或武断的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如以下案例：
案例：1996年9月8日，王某通过招工考试被录用为某商场营业员，双方当事人订立书面聘用合同，合同规定：“聘用期3年，其中试用期从1996年9月10日开始，试用期内工资为每月400元”。王某上岗后，工作表现不错，受到周围营业员的一致称赞。1997年6月5日商场又从社会公开招聘女营业员40名。6月7日，商场同时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聘了20名女营业员，王某接到了商场人事部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当日下午，王某到商场质问，人事部负责人出示1996年9月招用女营业员的条件，其中规定女营业员身高165厘米以上（含165厘米），王某身高只有162厘米，自然不符合该条规定。但当时商场开业在即，怕一时招不齐合适的人员，王某除了身高以外，其他各方面在笔试和面试时表现都非常出色，商场决定招王某为营业员。但现在商场已招到足够多符合条件的营业员，故要解聘王某。王某不服，向当地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用人单位履行原劳动合同。仲裁庭受理案件后，对原合同和商场当时的招工条件进行审查后认为：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相互了解、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6个月的考察期，通常对初次就业或再次就业改变岗位或工种的职工可以约定试用期期限，但根据劳动法规定，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而本案中的被诉人与申诉人没有明确约定试用期的长短，最多只能认为是6个月。而王某实际上已经工作了9个月，应当根据法律规定认为王某的试用期在3月10日已届满，该商场在6月才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同时查明该商场招聘录用的女营业员试用期满后的工资是600元/月。申诉人表示同意放弃对被诉人的违约赔偿。据此，仲裁庭做出如下裁决：（1）商场与王某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双方继续旅行；（2）商场补发王某工资差额，3个月共计600元。
评析：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劳动合同中对试用期的约定及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确定。我国《劳动法》表明劳动合同中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而《劳动合同法草案》为更好的保护劳动者，对试用期规定的更短，《草案》第12条：“非技术性岗位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技术性岗位的试用期不得超过3个月；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问题在于王某和商场虽然约定了试用期，但没有约定试用期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如果双方在合同履行中没有发生纠纷，没有约定具体的时间这个问题不会影响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就会为试用期的长短发生争执。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在解决这类争议时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确认视同没有规定试用期，二是推定试用期为6个月。通常不能因为试用期期限约定不明而裁决劳动合同无效，因为这样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劳资争议仲裁庭推定试用期为6个月，由于劳动合同已实际履行了9个月，因而超过了试用期，用人单位以试用期间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无效的，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样达到了保护王某的合法利益的目的。通过对本案的分析，作为劳动合同当事人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以使劳动合同合法、有效。（1）试用期的约定，关系着劳动关系的存续问题，必须双方自愿协商一致方可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而不能强迫规定。否则将视为无效条款。（2）约定试用期应当在劳动合同签订的同时进行，而不应在合同已签订后再重新单方规定试用期。劳动合同签订后再要求约定试用期，属于劳动合同变更，不能单方进行。
产生用人单位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主要原因是：
1.某些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或内部结构调整中，为了轻装上阵，压缩人工成本，而不顾劳动者的利益。采取非法的手段，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以保护企业的利益
2.企业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加之一些企业领导的错误认识，无限的扩大了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他们错误的认为改革开放后，企业有用工自，而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裁减职工是行使用工自的表现。
3.企业未依法健全内部规章制度，他门往往只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对实际上只犯有小错的劳动者，却按严重违约来解除劳动合同，还美其名曰“加强管理，严肃纪律”。其实，他们的做法才是不合法的。现实中，为此而引发的劳动争议，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4.企业内部缺乏劳资抗衡机制，很多企业内的工会没有真正发挥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作用，特别是有些工会领导还是企业管理者指派的。可想而知他们是否能真正为工人说话。再加上，我们《工会法》目前虽然规定了工会的权利和企业的义务。但却缺少追究违法责任的条款，从而导致《工会法》的实际效力大打折扣，让企业随意解除劳动者劳动合同的行为得到蔓延。
对于用人单位若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存在不足。我国《劳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劳动行政部门这种责令改正权，在实践中难以产生效力，如果劳动者求助于法律救济，劳动法律、法规中没有相应的明确规定在实践中难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的；
（二）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三）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占有很大比例的劳动者，他们在行使单方解除权时，说走马上就走，不按法律规定以书面形式提前30日通知企业，确实给企业造成了经济损失或给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了麻烦。如下案例：
1996年4月，某市钢铁厂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讼：1992年8月，钢铁厂与张某签订了为期8年的劳动合同。1995年1月，钢铁厂拟进口新的生产设备，打算派张某等3人出国培训。在和张某协商并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双方就原劳动合同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合同规定：合同有效期为15年，张某无正当理由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时，应赔偿水泥厂支付的全部出国培训费用及因此造成的其他一切损失。合同签订后，张某等人于1995年2月出国培训。1995年8月，张某等人完成培训回厂工作。因为张某在培训期间刻苦钻研、虚心好学，全面掌握了新设备、新技术的操作技巧，回厂后被任命为总工，主管全厂的生产工作。在外方技术人员和张某等人的努力下，新设备于1995年9月安装调试完毕，开始进入试产阶段。就在试产的关键阶段，张某却于10月6日将一份辞职报告留在自己办公桌上，第二天开始即不到厂工作。经厂方多方寻找，直到12月初才得知张某已就任某外资企业的副总。厂方多次与张某联系，要求其回厂工作。张某拒绝回厂。厂方无奈，要求张某及其所在外企支付张某的出国培训费用8万元及张某离职给钢铁厂造成的80万元损失。张某及其所在外企只答应支付8万元培训费用。双方多次协商未果，钢铁厂遂于1996年2月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仲裁委员会裁定：张某及其所在外企向钢铁厂支付8万元培训费用及20万损失赔偿费，双方解除劳动合同。钢铁厂对仲裁裁决不服，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与钢铁厂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有效合同；钢铁厂为张某出国培训支付了8万元费用，张某突然离职后，致使钢铁厂新引进设备停产两个半月，造成损失76万元；张某所在外企在明知张某尚未与钢铁厂正式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仍招用张某，这是一种违反2024法律规定的行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如下：（1）解除张某与钢铁厂的劳动合同关系；（2）张某赔偿钢铁厂支付的出国培训费用8万元，及损失2万元，共计10万元；（3）张某所在外企赔偿钢铁厂损失74万元；（4）诉讼费由张某及其所在外企全部承担。
评析：人民法院的判决非常正确。（1）张某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有效成立后，当事人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根据2024规定，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条件，张某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张某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劳动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张某在出国培训回厂后不久即擅自离职，不仅造成了钢铁厂8万元培训费用的损失，而且直接造成了钢铁厂新设备停产两个半月，损失76万元的后果。对此损失，张某应承担赔偿责任。（3）张某所在外企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劳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据2024规定，新用人单位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不低于原用人单位实际损失的70%.本案中的外企明知张某与钢铁厂尚未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即招聘张某担任副总，对这种违法行为该外企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院判决该外企赔偿水泥厂76万元损失是合理的。
为什么这些劳动者连30日都等不及呢?纠其原因有：
1.劳动者履约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已经养成了做事十分随意的习惯。不少劳动者的就业观是，先找一份新工作，有了落脚点就立即辞掉旧工作。马上跳槽。
2.有些劳动者是因为受过企业的出资培训或住着企业分配的住房。当他们行使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时，需要按协议的规定，向企业赔偿培训费或退房，现实中他们往往是基于”跳槽”的目的要解除劳动合同，但又不愿意从兜里往外掏培训费。因此，他们常采取不辞而别的方法，来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目的。更有甚者，少数掌握企业商业秘密的劳动者，竟然还带着商业秘密投奔到新的企业，以求能把自已向新的企业”买个高价”。
3．2024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过于宽泛，不应当不分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岗位。
三、建议采取的措施
（一）针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改变局面：
1.国家和地方应注重立法，对实施《劳动法》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的制定出新法规，新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调整和规范企业的行为，使其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有序进行。杜绝企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随意性
2.进一步发挥劳动监察和仲裁机构的职能，及时对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予以纠正。另外，针对目前劳动执法力度不够的现状，建议适当增加劳动监察和仲裁机构的人员编制，设备和权力。保证劳动部门对违法企业有足够的威慑。
3.充分开拓，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把工会履行职责的重点转移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上来。使企业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时，要充分听取并重视工会的意见。国家也应进一步提高工会的地位，明确工会的权利，确定工会的代表主体资格。对有条件的工会，试行其主席的工资从工会经费中支出的办法，保证工会放心大胆的同企业据理力争，真正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企业内部形成抗衡机制
4.要求用人单位将劳动合同报县一级劳动行政部门或工会备案
5.明确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对用人单位解除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方面，在劳动者胜任工作，未严重损害用人单位利益的情况下，严格限制用人单位解除定期劳动合同，否则，补偿的数额应相当与劳动者因被解除劳动合同所应得到的工资数额。对用人单位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权限和程序，要严格加以限制。如劳动者能胜任工作，无重大的损害用人单位利益的行为，不允许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二）针对劳教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不断增强劳动者的守法意识和履约意识
2.企业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可在合同中明确违约责任。除了约定一方当事人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要给与赔偿外，最好还要约定违约金，使其对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有约束作用。对于企业出资培训的职工，企业要在培训前与职工订立培训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对原劳动合同需要变更的，更要及时加以变更，同时，明确约定培训结束后，不按约定的期限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以免事后扯皮
3.规范企业行为，使各个企业都能遵守国家人才交流的规定，不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挖"人才，做到"君子爱才，取之有道"，保证人才的流动有序性，从而改变劳动者随意"跳槽"的局面。
四、当事人双方必须信守劳动合同，合同的解除必须具备一定条件
综观各国劳动合同解除的方法，多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纳入同一调整范畴，同等授户权利，施加义务，使双方在解除合同方面地位，能力平等，与此同时，各国法律均规定，单方解除权不适用于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外国法之立法体例，值得我国借鉴。
本文对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希望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工作，使大家认识到，劳动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在当事人间便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都必须严格信守，及时、适当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解除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便是违约，不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而产生违约责任。合同必须守信是我国法律所确定的重要原则。
参考资料：
1.《民法学》，王利明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单方合同范文第2篇
滕振远1979年参加工作，1989年调入徐州某工程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原工程公司)工作，1995年6月28日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1999年3月，该公司的海外部等部门从工程公司分出，独立成立了徐州四达国际工程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四达公司)，滕振远被安排至四达公司工作。2001年11月20日，原工程公司以"该同志在职期间因违犯劳动法2024规定"为由作出了《2024对滕振远除名的决定》，后又于同年12月27日将除名决定改为《2024解除滕振远同志劳动合同的决定》，并持该决定前往徐州劳动服务公司、徐州市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等处为其交纳了2001年11月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同时为其办理了徐州市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申领表、就业登记证等手续。
滕振远对此决定不服，遂向徐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徐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缺席审理于2002年12月24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认为原告单方面解除被告的劳动合同违法，被告要求该单位补发工资、补缴养老保险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遂裁决原告补发被告工资、生活补助费、支付给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
原工程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遂向徐州市泉山区法院,请求法院驳回被告腾振远的各项请求并判令其负担仲裁费和诉讼费。
审判：
泉山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单方面解除了腾振远的劳动合同，且已为被告办理了2024失业手续，现被告亦不要求恢复其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故原告应按2024规定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及补发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各项费用。原告的诉请无依据，不予支持。遂判决：一、维持该工程公司《2024解除腾振远同志劳动合同的决定》；二、原告补发被告2001年6月工资计人民币800元并加发相当于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200元；三、原告补发被告2001年7月至2001年12月的生活补助费819元；四、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7940元，并加发应付经济补偿金25％的赔偿费用4485元；五、原告为被告补缴2001年12月的养老保险金计172元；六、原告赔偿被告其他损失520元。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25036元。
该工程公司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徐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与四达公司已建立劳动关系，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已不存在，因而上诉人不欠其工资，也无义务为其交纳养老金更不负有给付经济补偿等责任。劳动仲裁委员会所作的仲裁决定错误，原审判决让上诉人承担的各项费用没有依据，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徐州市中级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于2003年11月26日判决驳回该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腾振远与四达公司已建立劳动关系，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已不存在的事实不能成立。因为双方在1995年6月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至1999年3月腾振远调到四达公司工作后双方也未解除该合同，且上诉人还为被上诉人交纳基本养老金，办理失业登记手续，该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
单方合同范文第3篇
格式条款的实质是：制订格式条款一方当事人单方的意思表示，相对方不能用意思表示来对抗（变更或减损），该单方意思表示以“双方合意”的形式进入合同。这种情况是因为制订格式条款的一方在交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正是因为制订格式条款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自由的，而格式条款相对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自由，因此有必要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和效力在法律上进行规制。
关?键?词：格式条款、制订格式条款方、格式条款相对方、单方意思表示、合意
格式条款的名称各国不一，法国民法系国家称之为“contrat?d?adhésion”，瑞士称之为“Standardiserter?Vertrag”，意大利称之为“Condizionigeneradi?di?contracto”，德国、奥地利称之为“Allgemeine?Geschaftsbedingungen”，英美等国称之为“Standard?form?contract”（标准合同）（叶知年?《初论格式合同?》?《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在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称“格式合同”，在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则称为“格式条款”。合同法出台前，我国大陆民法学界多将其概括为“一般交易条件”（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合同、遗嘱和婚姻行为的一般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第82页）。本文按《合同法》的提法称为格式条款。格式条款与格式合同不同，一个合同既可能全由格式条款构成（即一个独立的格式合同），或同时包含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或不包含格式条款，而完全由非格式条款构成。
现行法律对格式条款的直接规定主要有：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这是现行法律对格式合同第一次作出明确规定。1999年《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一、格式条款的产生的背景和根源
在自由竞争为主的商品经济时期（注：许多文章中提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本文认为“资本主义”一词是政治国家概念，究竟怎样划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属民法的探讨范畴，而“资本主义”也非法律概念，而用“商品经济时期”或“市场经济时期”表达可能更为接近市民社会的现实。），在弘扬个人的平等、自由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为主线的社会背景下，平等与自由是民法的基石。在合同法上的体现则是强调平等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契约自由原则”，合同自由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只须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只要不“以特别约定违反2024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法国民法典》第6条），则可达成合同，自由合同被赋予等同于法律的效力。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的原则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
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商品交易数量、方式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必然要求商品交易手段的高效率、低成本，加之，出现了以垄断为特征的大型企业和专营化的公用事业，从十九世纪初起，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某些条款，另一方当事人（格式条款的相对人）对这些条款没有协商的余地，只能“要么接受，要么走开”，而另一方当事人一旦在该条款上签字或盖章，即视为同意合同全部条款，合同即告成立的一种合同。格式条款和格式合同最初在保险、铁路运输等行业出现，到二十世纪逐渐在公用事业，进而在几乎所有的商业领域出现。从大宗的海商合同到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供水、供电、通信、到IT业中盛行的拆封合同、互联网上的点击合同，以至于停车票、电影票等，都会面对大量的格式条款。
合同中的格式条款的出现和使用，使合同的订立有可能吸取以往比较成熟的合同经验，在事先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节省签约时间、分配交易风险等方面促进了商品交换，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有利于发挥商品交易的规模化、集约化效益。
但格式条款的广泛应用，也使“合同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严格限制。对于一份包含格式条款的合同，只要相对人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即意味着他全部接受由制订格式条款方所确定的一般交易条件，而不问其是否全部阅读过这些条款或者对某些条款在理解上是否有歧意，“对于个人来说，……在居住、公共福利、保险或信贷等方面也不能够以自己的意愿加以选择。样式固定、以小字号铅字印刷的契约书排除了这样的选择，确定了此项服务的内容。……我们又被置入强求一致的身份制度之中。”（［美］埃及曼?著?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3月第152页。）
二、格式条款的特征
（一）《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定不尽准确。
认定某一个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必须依据一个划分的标准。《合同法》第39条第2?款对此作了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定义了格式条款的两个基本特征，1、为了重复使用的目的而预先制定；2、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笔者认为将这两个特点作为认定格式条款的标准并不够全面和准确。
《合同法》所定义的“反复适用”仅是一部分格式条款的表象。相对于格式条款而言，合同中还存在经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合意的普通条款，在交易中，特别是在经常重复进行的同类交易中，普通条款与格式条款一样，只要反复使用有助于快速交易和降低费用，普通条款一样也可能被反复作用。有些普通条款虽然外观形式上已形成固定格式，但其内容是由双方协商确定的，因此，仍是普通条款而不是格式条款，比如合同中“如有争议由双方协商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就是普通条款而非格式条款，虽然大多数格式条款是为了重复使用而制定的，但是否“反复使用”不足以准确区分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所以“反复使用”不能作为格式条款的法律特征。
我国《合同法》第39条定义格式条款的另一特点是：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未与对方协商”?作为格式条款的主要特点并不十分妥当。其一，协商是双方行为，协商是双方为达成合意，而明示自己意思表示的过程。其二，协商的目的在于达成合意，但这一过程并不必然达成合意，进行了协商不等于就达成了合意。与此相反，未经协商这种明示的表达方式，也并不是不能达成合意，合意也可通过默示达成。比如当事人对另一方提出的条款采用默示的方式认同，在合同条款中大量存在双方通过默示达成合意的普通条款。
（二）格式条款的本质特征是单方的意思表示：
1、格式条款由一方当事人确定，是以合意形式表达单方意思表示，在合同签订前或签订后加入合同之中。（1）格式条款是一方当事人把自己单方面的意思表示作为双方的合意加入合同之中。从意思表示的角度讲，合同条款必须是双方合意的产物，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格式条款的内容只是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该条款直接成为合同条款，以双方合意的形式出现，等于是一方当事人直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强加给对方，剥夺了对方当事人作意思表示的权利。（2）格式条款进入合同的时间不限于合同签订之前。我们以订立旅客运输合同为例：承运方设立售票处是要约，旅客交钱是承诺，至此旅客运输合同即告成立，车票是承运方对合同成立的书面确认（货物运输合同中称初步证据），承运方在交付给旅客的车票上印有格式条款（通常为免责条款），相当于在合同成立后，在确认时又附加新的交易条件。这些格式条款（新的交易条件）是合同成立后，承运方新的意思表示，应属一个“新要约”，这些格式条款作为新要约能否追加到已经成立的合同之中，取决于旅客是否作出新的承诺。但在实践中，这样的条款往往被作为格式条款视为已生效合同的一部分。这无异于承认：合同成立后承运人新的意思表示，有溯及已成立合同的效力。
2、格式条款不能通过协商来变更或减损其内容。因为制订格式条款方有经济上的绝对优势，格式条款相对方当事人只能就整个合同概括地接受或者不接受，但不能这些条款进行变更或减损。格式条款是指不能通过协商变更或减损的条款。格式条款的实质是：一方的意思表示另一方不能变更和减损进入合同成为双方的合意。一方的意思表示无论是否通过协商或其他的方式，都不能被另一方变更或减损，包含此种“意思表示”的条款就是格式条款。协商只是双方意思表示的方式之一，认定格式条款，主要看一方提出的条款在进入合同时另一方能不能变更和减损，而不在于是否采取了“与对方协商”这种明示的意思表示方式。正是因为格式条款制订一方来说意思表示是自由的，而对另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是不自由的，因此有必要对格式条款在法律上进行规制。
3、制订格式条款方之所以能将其“一方的意思表示另一方不能变更和减损进入合同成为双方的合意”，是因为其在交易中所处的绝对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来源于其经济的强大或行业的垄断经营优势。作为格式条款相对方的当事人，虽然从理论上，他们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合同自由，可以通过拒签合同的方式来拒绝不合理的格式条款，但格式条款的制订者往往都带有垄断性经常的特色，格式条款相对方的当事人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与其进行交易时通常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接受某些格式条款的不合理内容。
4、格式条款的要约的内容相对确定，格式条款的受要约人一般是不特定的，且要约以书面明示为原则。格式条款的批量使用能极大地缩短了订约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格式条款的要约人一般向不特定的公众发出带格式条款的要约，受众为不特定的相对人，合同的具体条款确定，条款内容往往印制于一定凭证（如运输合同中的车票、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单）之上，另一方当事人只能概括地“承诺”或不接受，不能就合同条款进行变更或减损，当事人之间在订立合同中的地位是确定的。
（三）格式条款与免责条款、格式合同与示范合同的异同
格式条款一般含有免责条件，但格式条款不等于免责条款。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约定免除或限制其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格式条款与免责条款在合同中大量存在，并且多数免责条款是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出现。之所以法律对格式条款加以限制，从本质上讲是通过立法对格式条款的免责内容加以限制。《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但并非格式条款都属免责条款，比如“钱款当面点清，离柜不认”，笔者认为属格式条款，但不属于免责条款，其理由是，商家“离柜不认”的权利并不来源于此格式条款，因为根据通行的交易规则，顾客当面点清收受的钱款是其份内之事，“钱款当面点清”是顾客的义务，商家本来就有“离柜不认”的权利，即使没有“钱款当面点清离柜不认”的店堂告示，按一般之交易规则，商家仍不承担“离柜要认”的责任。商家?“钱款当面点清，离柜不认”的格式条款在于善意提醒顾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是通过这一条款免除商家本应承担的义务，因为商家原本就没有替顾客点收钱款的义务，所以这一格式条款不是免责条款。
格式条款与示范合同条款。示范合同是指根据法规和惯例而制作的并将之作为同类交易合同范例使用的相对固定的文本格式。在易出现不平等交易和民事争议的合同中，如房屋的买卖、租赁、建筑等行业推行示范合同对于完善合同条款、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预防和减少因当事人不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而导致的各种纠纷和显失公平的交易、维护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具有积极作用。但示范合同只是作为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参考文本，对当事人只有指导作用而无强制约束力，当事人双方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示对示范合同的条款进行修改和增减，它不同于格式条款。有学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39条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只要是由一方预先制订且未与对方协商的，则属于格式条款，而示范合同虽然是预先制订的，但是不是为了反复使用的，或者说是可以与对方协商的（王利明??《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笔者认为格式条款的实质是：“一方的意思表示另一方不能变更和减损进入合同成为双方的合意”，而示范合同虽然是由一方预先制订的，但另一方可以通过协商等方式进行变更或减损的指导性条款。从意思表示的角度讲，一方的意思表示不能直接进入合同成为双方的合意，一方的意思表示须得另一方的合意（明示或默示），才能转为化为合同条款。这是格式条款与示范合同的根本区别。
三、格式条款的解释
2024格式条款的解释，民法学界有多种主张，概括起来大致有：1、是按合同或法律行为的解释原则，；2、依法律的解释原则，如《法国民法典》视一般交易条件为法源之一，从而认为格式条款作为一般交易条件具有客观法的性质，解释应依法规解释原则；3、还有的学者虽然承认一般交易条件具有法规的性质，但认为应有其特殊的解释方法，亦即认为应从其与法规解释的异同之间，而显现出其特殊的解释方法。（刘春堂《一般契约条款之解释》，《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上）》第346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7月）
笔者认为，因为格式条款属于合同，而合同是当事人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故格式条款的解释应依法律行为或者合同的解释原则，即应考虑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不能够仅局限于格式条款本身言词的含义。特别是由于格式条款是由一方当事人确定，而以双方合意后的合同形式表现，即以双方合意的合同形式掩盖单方意思表示之实质，格式条款相对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出于意思自治和公平原则，在解释格式条款时应当考虑到格式条款相对方意思表示的不利地位，倾向于格式条款相对方当事人的利益。
现行《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一）格式条款的解释应以格式条款相对方通常的、合理的理解能力和方式为标准。
意思表示是内心意愿的外化表现形式，意思表示的目的在于使对方理解一定的内心意愿。对意思表示的理解应当按接受方通常的、合理的理解能力和方式进行理解。格式条款作为合同的条款，虽然表面上具有双方合意的形式，但其实质是制订格式条款一方单方的意思表示，表达的是制订格式条款一方单方的意愿，对此种意思表示的理解，当然应按接受方（即格式条款的相对方）的理解能力进行理解。对格式条款中的特殊术语或者文句，如果不能被格式条款相对方通常的、合理的理解力所能理解，那么制订格式条款方当事人不得主张该特殊术语或者文句有特别含义。
（二）按“利用者不利益原则”解释格式条款。
如本文前述，格式条款是制订格式条款方的单方意思表示，那么制订者对所作意思表示的多义性必然负有过错责任，并且制订者往往还对格式条款的多义性解释存在着“期待利益”。因此，格式条款有不同解释时，按照利用者不利益原则，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现行《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此作了规定，《意大利民法》第1370条和英国普通法均规定条款不明确时，应对顾客有利，而对条款制作人不利之解释。（《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丁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
（三）当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应采用非格式条款。上文已经论及，格式条款是单方意思表示，非格式条款是双方的合意，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按合同条款应是双方合意的基本原则，应当采用表示双方合意的非格式条款。
主要参考书目：
1、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岚?译《拿破仑法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
2、费安玲?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
3、杜景林?卢谌?译《德国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4、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5、苏号朋?主编《美国商法—制度、判例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
6、叶知年?《初论格式合同》?《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单方合同范文第4篇
一、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
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目前，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只要劳动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就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笔者认为这样理解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有失偏颇。对于何谓“符合录用条件”，我国劳动法未作出任何规定，但所谓的“录用条件”也不应由用人单位自己说了就算，而应是经过公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所共知的，以法定的最低就业年龄等基本录用条件以及招用时规定的文化、技术、身体、品质等条件为标准。所以，用人单位如果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是上述的“不符合录用条件”，而是用人单位任意找一个理由，则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行为属于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应赔偿劳动者损失或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此外，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经过协商一致，约定在试用期内即使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给予劳动者一笔经济补偿金的，只要不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也是应该允许的。
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
劳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依此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要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须在程序上通知用人单位，可随时通知，无须提前通知但不能不通知。目前，我国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任何限制条件，劳动者随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构成违约，不承担违约责任。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待商榷。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实施通知行为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其单方解除权行使的程序违法。劳动部1995年5月10日颁布的《违反劳动法2024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四条规定，劳动者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赔偿用人单位的损失。劳动者不实施通知的行为即违反了劳动法对程序的要求，所以，劳动者对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否则，易造成劳动者任意跳槽，甚至不辞而别，影响了企业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如果是用人单位出资招用的职工，职工在合同期内（包括试用期）解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则该用人单位可依法向职工索赔。劳动者违反劳动法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如擅自离职），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单方合同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劳工保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预告期,“弃权条款”
我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一般情形，具有重要意义，即“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此条文字体现的立法精神，理论界与实务界多给予很高的赞赏。但是，法律的功能不仅是要进行权利宣言，更要追求权利实现。由于《劳动法》第31条规定的内容过于笼统，理解上有歧义，适用多有不便。为此，很有深入分析的必要。
第一部分 《劳动法》第31条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法立法意义
法律中每个条文的理论基础都离不开整体的理论基础，对于《劳动法》而言，它体现的理念很多，基本的是劳动者的人权保护以及以社会为本位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两方面，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宗旨要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的国情以及与国际社会劳动保护的接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在运用民法、经济法来规范劳动力市场，以保持劳动力市场与整个市场体系相统一的同时，还必须针对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在劳动立法规定劳动力市场的特殊规则，以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秩序。概括地讲，我国劳动法的意义有：（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劳动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2）合理配置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3）维护劳动者基本人权。（4）解决劳动争议，保障社会安定团结。（5）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⑴
二、《劳动法》第31条立法意义
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了劳动法制的意义后，针对本文所要论述的劳动法31条规定，我们便可作进一步的思考，此条实际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自由，因为不管从推动劳动效率、还是经济发展、还是劳工保护方面看都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直接体现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是择业自由的扩大化处理。
1、人权保护方面。此条规定充分映射了现代劳动立法的理念-保护劳工。现代劳动法诞生于19世纪的“工厂立法”⑵，劳动法的发展史和工人阶级斗争，都可以充分印证劳动法保护劳工的正义追求。我国《劳动法》第31条虽仅为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单项规定，却使劳动者获得了充分的职业选择自由，保障了劳动者的独立地位，也是对弱者地位的有利救济，可以说，《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不仅是劳动自由的法律保障，更使劳动者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法律表现。⑶
2、经济发展方面。此条规定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最大价值。劳动力资源是人力资源，使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最优配置劳动力的最佳手段是市场，是劳动力流动的最佳方式，劳动法是建立维护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制度工具。使人尽其能，按劳分配，使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激励劳动者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从客观上看，一种资源的组合未必是最优的，需要不断地调整；从主观上看，劳动者出于兴趣、爱好、专业，待遇等考虑，认定现有的单位和职业不适合于自己时，其工作积极性和效率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需要实现新的选择。劳动者享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就可以积极主动地调整资源的组合方式，为实现新的更优的组合提供了可能。
3、方面。此条规定也体现了我国宪法中表明的2024劳动方面的原则，宪法是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因此宪法必然对劳动法起决定性影响。由于劳动关系与劳动制度体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劳动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所以宪法对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也规定得比较详细和具体。根据宪法，此条规定了国家促进就业的原则，也体现了国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更有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影响，是劳动立法得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权保护的落实。
第二部分《劳动法》第31条的解释与评析
一、理论界争议的问题
1.《劳动法》第31条是授权条款还是义务条款？
一般而言，授权条款在表述上通常使用“可以”、“能够”、“有权”等法律用语；义务条款则通常使用“应当”、“必须”、“不得”等词语。据此断定，第31条的规定是义务性条款。但若对第31条进行整体解释和目的解释，就会发现，本条还是一个授权条款。理由是，“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情形，而这种情形并非指第32条规定的特殊解除有特定的使用条件（即在程序上只需随时通知，无需提前通知）。从《劳动法》整个内容来考察，也找不到第31条适用的具体情形。基于此，第31条的前半段“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不单纯是事实陈述，实际上也是对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授权，确立了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独立情形。劳动部1994年的《202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也解释为：“本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⑷那么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提前解约，究竟是劳动者的权利还是义务？如果认为提前解约是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这对用人单位无疑是不公平的，这会导致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条款只能约束用人单位而无法约束劳动者的现象发生，致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劳动者在合同期限内可以随意解除合同，这将使企业时常面临着高级客户经理及技术人才流失的威胁。相反，如果认为不得提前解约是劳动者的义务，那么，该义务将与《劳动法》规定的权利相违背。⑸我国《劳动法》第31条作为“混合条款”，融权利授予和义务施加于一体，表述方式上不甚妥切，授权内容过于模糊，易造成误解。
2.“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是程序还是条件？
《劳动法》第31条规定的“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是程序还是条件？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仍没有明确的答案，有待法律明确规定。
条件和程序是有区别的。条件是成就一个事物的前提性因素，具有或然性。人们可以创造出一定的条件，但条件的具备与否，通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程序是行动的步骤、手续及时限，具有可为性。人们只要愿意，皆可履行程序，具有较强的主观意志性。在法律效果上，条件是权利享有、义务履行的外在表现和具体要求。据此，《劳动法》第31条中“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应该是程序，而非条件。劳动部《202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31条也证实了这一点，即“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是程序而不是条件。但在1995年劳动部给浙江省劳动厅《2024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复函》中却答复为“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既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又是条
件”。“立法上的矛盾势必导致执法和司法的困惑”⑹，有权机关的解释尚且如此，司法实践中像人民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及其内部的法律工作人员如何认定和适用便是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3.劳动者行使单方解除权有无限制条件？
除提前30日通知的程序义务之外，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还有其他限定条件？从《劳动法》第31条规定来看，无其它限定条件。劳动部《202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也明确指出，“除规定的程序外，对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条件。”
但综观各国2024劳动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却都有限制条件：提前通知解除权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适用于约定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给予正当的法定事由方可解除。我国《劳动法》第31条并无此种限定，劳动者的一般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这种立法状况极不合适：⑺首先，一般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使因一般解除权授予不平等所导致的利益失衡更加失衡。其次，当事人在订立劳动合同时约定明确的期限，即期待对方按期履行，自己也需要依据期限长短进行各种打算与投入。劳动者在合同期限内可以随意解除合同，用人单位始终面临着劳动者走人的缺员威胁。虽然用人单位可以利用30 日进行准备，但现代企业中的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有时很难在短期内觅得，一个关键人员的辞职，有时会使整个企业陷于瘫痪。同时，用人单位必须时常提防劳动者“跳槽”，对劳动者的培训投入信心和动力不足，这会极大地限制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再次，劳动合同订有确定的期限，在期限内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若可依单方意志而任意解除，就会破坏合同尊严。事实上，有确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其期限对用人单位有确定的约束力，但对劳动者就缺乏确定的约束力，这也有失公允。4.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后承担违约责任还是赔偿责任？
在一些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依法行使预告解除权的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和因辞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劳动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劳动部《202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31条规定：“本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除此条规定的程序外，对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但违反劳动合同约定者要依法承担责任。”用人单位据此认为，只要劳动者没有履行约定的合同期限或服务期限而辞职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就应当依劳动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其中包括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⑻劳动者依法行使这种单方解除权导致劳动合同提前终止，从表面上看与一般违约行为相同，但它们的性质有本质区别。《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30日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第102条又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两个条款对照非常清楚地说明，只有那些不按劳动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合同的劳动者才应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劳动者依据《劳动法》第31条辞职，是法律允许的，是合法的“违约”行为，《劳动法》允许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就排除了劳动者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因此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合法的，当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依据《劳动法》第17条第2款和劳动部《2024<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31条的规定，确认可全面追究依法辞职的劳动者的“违约责任”，则《劳动法》第31条就会仅仅成为书面上的权利宣言。⑼（加注释）因而劳动合同中若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实质上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是与《劳动法》的立法精神相背离的。
另外，如果确认可追究劳动者依法辞职的“违约责任”，则依法辞职与自动离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样的。如此就混同了劳动者依法辞职和自动离职的法律后果，这显然不合理，也是与《劳动法》的立法本意是相悖的。
二、实践中的缺陷与不足
（一）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违背了兼顾用人单位利益的原则
兼顾用人单位利益也是劳动法应遵循的原则。劳动者的权利应当特殊保护，但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也不容肆意践踏。劳动法没有具体规定劳动者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意味着法律默认了劳动者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甚至即使是不合法，即使是劳动者出于重大恶意也无法追究，这样用人单位的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就难以依法维护，缺乏法律保障。⑽《劳动法》31条无条件地赋予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明显体现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不均衡。 劳动者可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使合同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使用人单位的正常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受到冲击。
（二） 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使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受损
按照现行的劳动法，劳动者如果想解除劳动合同，只要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任何劳动合同，这就片面扩大了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不利于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并导致在现实中拥有比劳动者更强大优势的用人单位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想出各种办法来限制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许多劳动争议由此产生。因而单方解除权，不仅没有保护劳动者利益反而对其造成实质上的损害，这是我国劳动法在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上存在的漏洞，即用人单位为了防止或限制劳动者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害，针对我国劳动法的某些规定的漏洞（如《劳动法》第31条）而“针锋相对”采用的对策，常用手段是交纳保证金和规定违约金。
（三）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难以计量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在实际中难以计量，特别是对商业秘密和专利权的侵犯，这种损失有些是显性的，可以直接计算出来，用人单位可以据此要求劳动者进行赔偿，而有些损失是隐性的，是难以计量的。一是侵犯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劳动者在参与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或多或少会掌握单位的一些商业秘密，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后就可能会直接侵犯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二是侵犯用人单位的专利权，比如，某单位主管科研人员，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从事发明活动，该人员掌握了大量数据资料，在快要出成果时突然辞职，这时用人单位再换人负责的话，势必要延长开发时间，该科研人员也可以利用其所掌握的2024技术资料为其他单位或为本人谋利益，当然专利法也规定这种情况在辞职后一年内所作的发明创造，其专利申请权归原单位所有，但如果该科研人员只将它当作专有技术来投入生产，原用人单位又如何能发现这种侵害行为呢？⑾
第三部分《劳动法》第31条完善的立法思考
一、外国相关规定的比较借鉴
综观各国合同立法，虽有当事人单方解除权的规定，但当事人单方解除权的行使，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而且各国多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纳入同一调整范畴，同等授予权利，施加义务，使双方在解除合同方面地位
、能力平等。日本民法典第627条规定，当事人于未定雇用期间时，各当事人，无论何时均得为解约申明。于此场合，雇用在解约声明后，经过两星期而终止。⑿意大利民法典第2118条规定，对于未确定期限的劳动契约，任何一方都享有在按照“行业规则”、惯例或公平原则规定的期限和方式履行了通知义务之后解除契约的权利。⒀比利时雇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对于没有规定期限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通知对方后予以终止。⒁法国劳动法典第122-4条规定，不定期的雇佣合同，只要遵守下列规定，签订合同双方的任何一方依法都可以予以终止。⒂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劳动基准法》规定：“特定性定期合同期限超过3年的，于届满3年后，劳工才可以终止合同。”⒃ 同时，各国法律均规定，单方解除权不适用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只适用无规定期限的劳动合同。⒄
与别国不同的是，我国《劳动法》分别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单方解除问题，仅把无条件的一般解除权授予劳动者，而没有相应的授予用人单位。一方面，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有法定的正当事由，否则即构成无理解雇，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劳动者行使单方解除权却无任何限制条件，这又极有可能导致劳动者单方解除权的滥用。这种立法方式和立法内容，意在严格限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范围，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安定。从目前来看，我国就业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劳动者的择业观念和能力还有待提高，严格限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乃至生存权至关重要。但从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法》应该对劳动者利益和资本所有者利益都加以保护。只是因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弱者地位，劳动法才对其进行重点保护。重点保护的目的是追求劳资双方地位平等和利益平衡，决不是以牺牲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单方面追求劳动者的利益。否则，劳动法的调整就会矫枉过正，重点保护也就失去了平等、公平的正义基础。笔者认为，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成熟，有必要适时修改《劳动法》，将一般解除权也平等地授予用人单位。若此，既符合世界劳工立法潮流，又可促进劳动立法在平等基础上健康发展。⒅
二、几点具体建议
（一） 区分不同的劳动合同类型，规定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条件（二）
如前所述，世界各国劳动立法中2024劳动者的提前解除权只适用于不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适用于有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基于正当的法定事由或履行一定的期限后才能解除。而我国《劳动法》31条并无此限制，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于一切劳动合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定期合同来说，期限自始就是一种期待和利益。而且这一期限也是能为劳动者所预见的。确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明确了双方当事人在此期间内必须全身心投入，共同创造最大价值，但劳动者享有了毫无限制的单方解除权后必然会影响其投入，这对企业无疑是不公平的。同时劳资双方互相猜疑，各怀心思，劳动关系的构架失去了合理信誉支撑，发展必然无法实现。⒆因此，有必要对有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中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加以限制。具体来讲，可以进行如下设计：区分固定期限合同和不固定期限合同两种情况来规定不同的解除条件。对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定如果合同未到期，不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都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固定期限合同中，劳动者可以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随时解除合同。⒇
（二）区分劳动者工作岗位的性质，规定不同预告期
《劳动法》31条对劳动者的工作性质不加区分，而统一地赋予了所有劳动者行使权的30日的预告期，而现实中不同工作性质的劳动者可替代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个普通岗位上的劳动者辞职，用人单位很快就可以找到接替的人选，而一些重要岗位上的劳动者跳槽，却很难在30日内找到替代者。笔者认为，对不同性质的劳动者行使解除权，法律应当区别对待。任何一个劳动者对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其重要程度却是有差别的。立法和司法应当特别对待在企业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劳动者。如果一个高级人才的流失可能会导致企业瘫痪，使该企业蒙受巨大损失，那就应该适当延长其预告期，以使用人单位有充足的时间来寻找替代者，减少对用人单位造成的冲击和损失。同时，如果是掌握该企业商业秘密或特殊技术的劳动者跳槽，则可要求其提出辞职时附带竞业禁止条款，即规定在解除劳动合同的一定时间内（不超过3年），劳动者不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但用人单位应当给予该职工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劳动部《2024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立法中，可以采用规定预告期最长最短的限度，再由不同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在此限度内根据行业习惯及具体情况协商决定预告期的制度。
（三）司法实践应确认放弃一般解除权的“弃权条款”的效力
有观点认为，这种“弃权条款”在劳动合同中的出现不符合《劳动法》的立法精神和宗旨，从理论上讲是违法的，法律明确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不能用合同的形式来限制，而只能通过立法途径解决。（21）笔者以为，《劳动法》第31条所规定的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并不是不可放弃的权利。在不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者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自愿放弃此项权利，法律没有必要加以限制。劳动合同中订有“在合同有效期内无正当理由，劳动者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这样或类似的条款，除非能证明此项条款的订立有损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或是出于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否则该条款的效力应予确认。“弃权条款”的约定，对于保持劳动关系的相对稳定，促使劳动者增强责任感，用人单位消除疑虑、增加培训投入、合理扩大再生产都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加之就业竞争激烈，在就业时的选择余地很小，处于被动地位。有时由于签约经验不足或迫于就业的压力，盲目地或被迫地接受一些对己不利的条款。这些因素应予充分考虑，综合评价“弃权条款”的性质，区分具体情况认定其效力。（22）
综上分析，伴随着我国“人权入宪”、“入世”后我国政府的承诺期限全部到期与临近、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法的《劳动法》需要更加完善，坚持正确的理念，一定能够进一步的促进我国劳动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更好的维护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注 释：
（1）刘文华主编：《wto与中国劳动法律制度的冲突与规避》，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231页。
（2）（1802年英国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被劳动法学界公认为现代劳动立法诞生的标志）其条件是工厂大工业的兴起和劳动者的人格独立；其标志是立法保护重心的转移-从资本所有者转移至劳动力所有者。
（3）冯彦君《论劳动法是保障人权之法》 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梁书文 回沪明主编：《劳动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上）》45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版。
（5）时琦《浅析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与实际
履行》载《经济与法》2003.1。
（6）江金满《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点思考-〈劳动法〉第31条之评判》 载《中国劳动》2002.11。
（7）冯彦君《解释与适用-对我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之检讨》 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9年第2期。
（8）杨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若干实体法难题探讨》 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
（9）同注（8）。
（10）陈鸿杰《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2024问题的质疑》 载《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1）同注（10）。
（12）陈国柱译：《日本民法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13）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页。
（14）《外国劳动法选》（第三辑），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15）《外国劳动法选》（第四辑），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16）顾肖荣 杨鹏飞《劳动法比较研究[j]》 澳门基金会。
（17）同注（6）。
（18）同注（7）。
（19）胡晓楠《劳动者辞职权2024问题探讨》 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3.3。
（20）郑卫东《劳动合同解除权的缺陷及解决对策》 载《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2。
（21）同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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