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对象自我总结{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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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象自我总结范文第1篇

区直机关党委：

现将xxx总支委员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党员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认真回顾总结，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我单位党员发展工作始终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为指导，着眼于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注重党员发展质量，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抓好党员发展工作，扎实推进组织建设。

一、基本情况

我单位党委下设x个党总支（x个党支部），x个直属党支部。截止2024年6月底，共发展党员x名，其中，女党员x人，

35岁及以下青年党员x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党员x人，农牧民党员x名。年底将发展党员x人。

二、基本做法

我单位在发展党员工作上认真贯彻“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方针，坚决执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制度，切实把好党员的质量关。日常加强对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联系、培养、考察，着重加强他们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知识的学习理解。

（一）突出“早”字建设入党积极分子队伍

为了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我单位党总支十分重视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建设，规范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程序，重点突出一个“早”字，即早发现、早培养、早教育。切实加强日常教育工作，及时发现好的典型，积极主动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不断扩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为党员发展工作奠定基础。坚持把教育和培养工作贯穿于发展党员工作的始终，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从源头上防止吸收不合格对象入党，做到考察不走过场，程序不简化，标准不降低。

（二）立足“严”字做好党员发展管理工作

我单位党总支认真贯彻发展党员工作十六字方针，严格把关，积极稳妥地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一是严格程序狠抓规范。我单位党总支立足理论支点，吃透文件精神，仔细学习新的党员发展细则。在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以及发展对象确定前必须经过公示环节，接受党员群众监督，确保发展党员的入口质量。二是严控数量提升质量。按照中央“控制总量”的要求，立足当前，坚持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真正让发展对象做到从思想上、行动上入党。坚持全面考量,克服主观的臆断。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来全面考量发展对象,不降低标准。三是严格规划优化结构。我单位党总支不断优化党组织的结构，为党员队伍输入“新血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单位党总支党员45岁以下党员占77.7%;女性党员占51.8%;大专以上占86.2%。在党员结构中，无论是年龄还是学历，都符合新时期发展党员工作重点的要求，年轻化、高学历也成为我单位党总支党员成分构成的显著特点。

（三）落实“制”字履行发展党员程序工作

健全机制，狠抓落实，结合工作实际，我单位党总支制定和完善了发展党员工作制度，确保发展党员工作制度化。一是民主测评制：对列入近期发展计划的入党积极分子或近期转正的预备党员，进行民主测评，并将测评结果作为讨论的一项重要依据。二是培养考察制：入党积极分子由党支部指定两名同志作为培养人每季度培养考察一次，并填写培养考察意见，写实时间一般为一年，根据培养对象的实际情况，也可适当延长培养期;预备党员由入党介绍人每季度考察写实，特别是了解该同志入党时存在的不足是否改正，并填写考察意见，党支部书记签署支部意见，考察期一般为一年，考察结果作为预备党员期满转正的重要依据。三是公示制：在党员发展支部大会讨论表决之前，对确定为发展对象的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公示，广泛征求意见。四是票决制：讨论吸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时，支部大会在集体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行表决，票决结果作为党支部形成决议的依据。

三、存在问题

（一）发展党员业务操作不够熟悉，发展程序不规范。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存在着培养联系人缺乏跟踪考察、发展材料不全和程序紊乱等现象，影响了党员发展工作的质量。

（二）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存在着标准不高，把关不严等问题。如：对发展的新党员，有的只看一时一事的表现，把“完成任务能听话，不出难题能守法”的好公民、好同志作为入党标准;有的搞论资排辈;有的只注重业务能力，忽视了政治素质等，使发展的新党员的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

四、改进措施

（一）将着眼点放在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上。抓住源头，着力加强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进一步拓宽选人育人渠道，改进工作方法，切实做好培养教育工作。同时要做好正面引导和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发挥老党员的传帮带作用，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变被动为主动，变等待入党积极分子自然成熟、自动上门为积极教育启迪，促其尽快成熟。

发展对象自我总结范文第2篇

学生党支部书记工作总结

在即将过去的一学年中，资源环境学院学生xx党支部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各项活动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碉堡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部按照计划有序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不断开拓进取，求实创新。在学校党委和学院党总支的正确领导下，支部以坚持标准，保证质量为基础，积极组织党员发展工作，不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一、20XX至20XX年度学生xx支部党员发展情况

本年度党员发展工作由支部副书记周珏橙主持负责，其他支委及部分党员、预备党员协助工作，并由支部书记童玲老师整体统筹。在坚持以早宣传、早引导、早培养的工作方针指导下，支部委员们提前熟悉发展流程并了解发展过程中需准备的材料，并安排培养考察人对发展及转正对象进行材料填写的指导，进一步保证落实材料的准确性。在支部大会听取了发展对象的入党申请及预备党员的转正申请发言后，通过支部大会讨论、民主投票、报上级党组织审查，最终本年度共吸纳了22名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发展转正了12名预备党员。截至目前，学生xx支部共有正式党员及预备党员共44名。

本年度党员发展工作中，我支部在秉承严肃认真、协调高效的工作原则下，积极调动预备党员，在党员同志的带领下了解熟悉发展材料的填写，并将发展对象分配给党员及预备党员培养考察，通过责任到人的方式，切实做到了每个发展对象都能及时的将自身思想状况向党组织汇报。

支部也将总结本年度发展工作中的经验，为今后更顺利的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打下基础。

二、年度支部组织发展

方案

为落实学院三个一工程，响应学院党总支每月一学习主题以及即将推行的党员活动日，做好基层建设工作，让党员同学更好地与普通同学交流，促进党支部和团支部之间的联系。在支部书记童玲老师的指导下，经过支委悉心讨论成立了四个小组分别由四位支委担任组长对XX、XX、XX和XX级进行蹲点考察。

在开展党员一帮一活动中，小组成员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主动联系入党积极分子，帮助其熟悉发展程序，针对同学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帮助指导并整理成谈话记录。

在本年度的组织发展工作中，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存在许多的不足，如力度不够大，频率不够高，总结不够完善，这也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开拓进取，不断改进。

三、支部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在常规的支部大会、蹲点考察之外，本年度学生xx支部更是创新性的开展了一系列趣味横生、寓教于乐的活动。如建党九十周年之我讲党史故事，支部党员对中央一号文件的阅读心得以及资环院党建博客的建立与完善等。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党员同学的生活，提高了大家对于支部活动的积极性，更是使大家在参与活动中增强了党员觉悟、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进一步加强了支部凝聚力和党员之间的联系，在加强支部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发展对象自我总结范文第3篇

经济增长是许多增长现象的一种，它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过程，会引起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本文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新的一轮全球经济增长中，不断扩大开放、加大对外贸易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二、研究对象

（一）研究对象：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2002―2013年我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如表1所示。

年份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

GDP（万亿元）120313581599184921632658314034094015473151955688

增长率10%13%18%15%17%23%18%9%18%18%10%10%

表1 2002―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变化表

表1所示2002-2013年GDP增长速度逐渐增快，但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出现瓶颈。10年速度又继续加快。总体来看我国GDP的增长速度维持在10%-20%的区间内，增长速度快。2002-2005年，GDP的增长率波动幅度小，05年增长速度达到228%。但是在09年GDP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放缓的现象，考虑到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短暂下滑，随后经济增长逐步加快。

（二）研究对象：对外贸易额

本文将对外贸易进出总额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仅考虑对外贸易出口额或者对外贸易进口额，并不足以说明对外贸易的影响。如下表2所示：

年份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

进出口额（亿万元）514705955116914101669179915062017236424422582

增长率22%37%36%22%21%18%8%-16%34%17%3%6%

表2 我国2002-2013年十年内的对外贸易额与增长率

（三）进出口与GDP的正相关关系

对比表1和表2可知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一致，即进出口额增长率上升，GDP增长率也上升；进出口额增长率下降，GDP增长率也下降，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三、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性分析

（一）模型选择

由于本文关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他的因素诸如投资、政府财政支出、价格、预期，并未考虑进去。采用如下简化模型：

ΔGDP=β0+β1?ΔE+εt

Δ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所以这里，ΔE国际贸易进出总额的增长率。

该模型是用国际贸易额增长率来解释GDP的增长率，如果β1的值无法被拒绝，那么我们就能讲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有重要重要。

（二）ADF检验

考虑到国内生产总额与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是时间序列数据，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GDP增长率数据做平稳性检验，得到一阶差分后ADF值，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数据存在单位根。对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做平稳性检验，得其做一阶差分后的ADF值，结果该数据也存在单位根。因此将两个数据做差分处理，获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三）回归分析

经过差分处理后，数据满足回归前提条件。运用eviews70将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做回归，得到各系数如下：

0=0115099 1=0260419

即，

ΔDP=0115099+0260419?E+t

通过1991-2012年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影响在5%水平显著，且无法拒绝原假设即对外贸易增长的系数不为0。所以从1991-2012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总体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增长对经济的增长还是较为显著的。这是因为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提供提供对外商品交换渠道。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对外贸易出口还是进口贸易，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四、政策建议

由研究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增长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将国际贸易作为我国大力发展的一个方向是非常必须的。

（一）出口增长的同时，扩大进口

就长期经济发展来说，应将进出口基本持平的方案作为一项基本策略。长期内，若进口额较出口额来说持续偏低存在不利影响。因为在长期内，高的国际贸易进口额意味着国外技术的引、先进的设备和零、国内短缺的各种资源。所以要将进出口基本持平的方案作为一项基本策略。

（二）优化出口结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产业升级依旧存在技术限制、国际分工制约、需求结构的变化等等，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我国在扩大贸易出口的同时应以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从现阶段的半成品加工向原材料加工转变，延长加工贸易在我国境内的生产链条；积极开拓非传统出口市场，推进市场多元化。

发展对象自我总结范文第4篇

近年来，关于人的行为的片面功能的自觉，对自然界向人类发起报复的忧虑， 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短期效应”、 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开始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哲学的总体性范畴。因而， 介绍卢卡奇的总体观念的文章不断增多，但这种介绍总是试图按照某种哲学模式对卢卡奇进行剪裁， 使人很难搞清楚卢卡奇究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 本文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总体思想作以客观叙述，笔者力求摒除自己已有的哲学知识的干扰， 目的在于以这种形式引出真正对卢卡奇的总体思想作出认真研究的文章， 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对于思考“全球问题”、 “人类的困境”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都有启发意义的因素。

一.　总体范畴的提出

历史研究是指向未来的， 人们希望通过研究历史去找到解决那些人们将要遇到的问题的方法。然而，研究历史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透过历史的表层抓住其本质，然后， 基于对这种本质的认识，展开对社会历史总体的把握； 另一条是经验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对历史表象的热恋。卢卡奇主张走第一条道路，他说， 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WWw.133229.Com

在卢卡奇看来，从整体出发，还是从单独孤立的部分出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出发点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从单独的孤立的部分出发， 其结论必然是抽象的；而从整体出发才是认识具体性的保证。

一切以追求真理为宗旨的科学， 都必须清楚地和准确地掌握对象的实际存在同它们的内部核心之间、它们的表象和关于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 这种区别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因为只有认识到了这种区别才能去把握其联系。但是，资产阶级科学， 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并不知道这种区别，他们把现象和本质混同了起来， 误以为那些实际上只是对象的表象的现象就是对象的本质。其实，这些现象只是一些假象， 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假象。而资产阶级科学却恰恰是建立在这些假象的基础上的，所以，资产阶级科学的真理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科学的这种状况有自身的原因，即局限于现象的范围， 以获得对现象的认识而沾沾自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与现象的分离， 用社会的繁荣掩盖了深存于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生产者同生产总过程的资本主义分离， 劳动过程被肢解为不考虑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部分，社会被分裂为无计划和无联系盲目生产的个人等等， 这一切也必定深刻地影响资本主义的思想、科学和哲学。”[1]所以，科学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在两个方面决定了资产阶级科学的抽象性：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专门化，使资产阶级科学把对一些特定科学和方法上是必要的、 有用的抽象概念作为本原。进而，又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各种关系，或者对这些关系的规范，看作是来源于这些抽象概念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抽象的、 孤立的个人，而资产阶级科学又恰恰是从个人的观点出发来考察社会现象。

资本主义社会把全部人与人的关系都变成了物的关系， 物化遍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成了整个社会唯一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治、 法律和官僚机构都成了物化的合理保障，即使在人的精神世界和伦理领域中， “占有”和“出卖”也表现为一种普遍现象。总之，整个社会都服从于一种“永恒的”、“铁的”规律， 其它一切都成了偶然的、不合理的假象。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本质的方面都被物化的形式所遮蔽， 片面性就成了这个社会最明显的特征。

卢卡奇通过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抽象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片面性的批判， 提出了总体范畴，期望在总体范畴的基础上获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 建立起无产阶级意识，从而超越资产阶级科学和资本主义物化。

二. 总体范畴是辩证法的支柱

卢卡奇把总体的观点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之间决定性的区别所在。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范畴，“总体范畴， 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 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

在黑格尔那里，总体范畴是绝对精神的别称，绝对精神是普遍的、统一的、 完整的总体，世界统一于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既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又是其本质的表现， 绝对精神之外无物存在，它就是世界的总体本身。因而总体就是实体， 是作为万事万物本质的精神实体。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总体观作了“独创性地改造”。也就是说，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总体观，但不是把总体理解为精神实体。 马克思的总体范畴是根源于经济分析的对人与人关系的总体把握。 就把历史看作统一的辩证过程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和黑格尔是一致的。再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 马克思从经济范畴出发去把握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这是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独断论的绝对精神总体的。所以，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抛弃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神秘主义成分，正确地指出了， 历史无非是人与人的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发展的根源都只有到人的实践中去寻找， 一切社会关系都象麻布、亚麻一样，是人们生产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的全面的理解， 这种理解应根据人与人的关系，把主体和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 突出人的物质存在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如果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别的历史事件或过程， 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具体的整体的一个方面。比如，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都是人的关系的具体体现，它们都可以归结到人的关系的总体中。作为总体的环节和不同要素， 它们之间的不同是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是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基础。

卢卡奇认为，辩证的总体观揭示了社会历史的真实状况， 在认识社会历史的现实中赋予总体观以现实性。他说唯物辩证法是最现实的科学， 它所反映的是：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的真正本质。 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比如，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不停留在表面的批判， 而是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深层，揭示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 并在此基础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矛盾性质。 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所追求的是对世界的完整的把握，即通过总体范畴赋予一切各别的认识以现实性。

辩证总体观的现实性也表现在自身的理论总体上。 辩证法的一切概念都不可能被明确严格地界定，任何对辩证法的概念作出界定的努力都将失败。因为， 辩证法的本质就在于扬弃，辩证法的一切概念都只有作为在总体中被扬弃的环节才有意义。所以，必须从总体上来理解辩证法，任何一个单独的概念都不可能成为直接走向理解辩证法的通路，它只有在总体中，作为在总体中被扬弃的环节才能成为理解辩证法的工具。

辩证的总体观是具体的。也就是说，总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为许多所共有， 为一切所共有，是最丰富的具体。卢卡奇特别强调总体的具体性， 有时干脆把总体范畴规定为“具体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 总体范畴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的理解， 即在全部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上来把握人的物质存在的实践性、社会性。总体的具体性还表现在， “孤立的事实”必须在总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如果我们要把握某一个别的历史事件或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过程， 就必须把它看作是具体的总体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 只有总体观才是具体地把握各种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辩证的总体范畴的具体性是由社会现象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的。卢卡奇说：“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这就决定了对作为对象性的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因为离开总体也就等于使这些社会现象离开了它赖以变化的坐标系， 而不在这个坐标系中，作为对象的社会现象的变化状况以及它的性质就根本无从把握。所以， 卢卡奇说：“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3]

卢卡奇认为：“具体的总体决不是思维的直接素材”， 辩证认识也必须从简单的、纯粹的、直接的、自发的规定出发。但是， 它通过综合“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4]因此，辩证的认识正是关于现实整体的思维反映，是完整的总体。在思维的行程中， 一切抽象的规定都经过综合的过程而成为总体的环节和部分，都在具体的总体中扬弃其抽象性。

从简单的规定出发并不等于在前提中放弃总体观。 辩证的总体观作为“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5]，是在认识的开始阶段就已经把所谓“孤立的事实”看作总体的构成部分和历史发展的环节，即把“孤立的事实”归结到总体中， 从总的联系的运动发展中去认识它们的。历史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历史中的此一事件和彼一事件都只有在总的有机统一中才具有确切的位置和展示出自己的性质和作用。 所以，卢卡奇指出：“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 这并不是说没有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或时代做出比较确切的说明。但是， 这的确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6]

三. 根据总体范畴来把握历史

卢卡奇这部著作的名称叫《历史与阶级意识》， “历史”无疑是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打开这本书，我们看到通篇都是对“总体”问题的强调， 可见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同时，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 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历史辩证法的主旨是理解统一的历史过程。历史是由无数个历史事件构成的， 然而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历史事件只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泡沫， 主流隐伏在这些历史事件之下。历史研究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历史事件，就不可能把握历史的真实本质。相反， 如果没有对历史本质的揭示，也就不可能对历史事件有正确的理解。 辩证法把整个历史过程理解为一个总体，它在研究历史事件时， 是为了通过这些历史事件达到对历史的本质的把握。同样，它又把历史事件看作历史总体的一部分， 运用总体的观点对其加以探究，以求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 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然而，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历来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 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 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把一切有意义、 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 人们就不得不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 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 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 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7]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 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

人与人的关系、 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 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8] 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 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 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 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 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 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 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 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总体并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 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 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 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 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 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 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具有了总体的性质。历史总体是社会历史的内在统一体。 透过社会历史支离破碎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事物和事物之间包含着具体的、物质的必然性。

四.　总体范畴与无产阶级意识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 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 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 “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9]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 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 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 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

虽然历史的总体性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 但“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 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10]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 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 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 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辩证的总体范畴。 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 ”不过， 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11]。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 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 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 即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 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 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 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致与内容的统一。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 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无情的命运。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完全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 对于它，人们在理论上往往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 而在现实中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了它。这样一来， 就把人变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发展对象自我总结范文第5篇

（一）我国教育发展的伦理价值在矛盾和冲突中艰难演进

1.公众对我国教育发展效率指标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教育伦理指标的满意度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实施，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最突出亮点而被社会公众认可。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对我国教育发展成就的态度”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对“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全面实施”、“教师专业化水平提高明显，师德良好”和“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认同度相对较高，比例分别为55.7%、32.3%和30.8%。在关乎教育行政伦理的指标方面，总体调查样本的认同度不是很高。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部门廉洁自律，为人师表”、“政策伦理导向正确，公正民主”和“教育均衡发展，择校问题解决”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2%、9.1%和10.8%。调查结果还显示，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我国教育发展成就的态度与总体调查样本的态度既有共性，也有明显差异。在“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全面实施”、“教师专业化水平提高明显，师德良好”、“教育发展速度快，效率高”和“教师待遇改善，社会地位提高”四个方面，两者态度基本一致。但在“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评价上，两者态度差异比较明显，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这一选项的比例仅为2.7%。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在此方面的自信心明显不足。

2.教育职业的道德比较优势依然存在，但正在不断弱化近十年来，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形象的看法出现明显分化。调查结果显示，57.0%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我国教育的社会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为25.5%，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比较好”的比例为31.5%），18.3%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明显负面评价（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为9.6%，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明显退步”的比例为8.7%），另有24.8%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非积极评价。值得重视的是，教育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的评价更消极。数据显示，教育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为9.8%，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比较好”的比例为28.6%，两者均明显低于社会公众的评价比例；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为26.8%，其明显高于社会公众的评价比例。

3.公众对教育发展伦理失误关注度高，教育不公平、择校问题被认为是当前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发展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层面的失误认同度很高。其中，认为“教育不公平，分化严重，择校问题突出”的比例高达47.8%，认为“教育发展急功近利，应试教育倾向严重”的比例达31.5%，认为“腐败和乱收费问题没有解决好，形象不良”的比例为26.1%，认为“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薄弱，效果差”的比例为20.4%。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发展效率方面失误的认同度明显偏低。其中，认为“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欠账太多”的比例为13.1%，认为“教师素质建设滞后”的比例为14.0%。这说明，在社会公众看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素质方面的问题已不是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总体调查样本认为“决策机制不公正，伦理化程度低”的比例仅8.9%，在8个选项中最低。笔者分析后认为，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机制及其伦理公正性是基本认同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决策是教育发展的决定性环节，重大的教育失误首先是教育行政决策的失误，是教育价值选择的偏颇。

4.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的评价态度出现明显分化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的满意度，是衡量教育决策效率和伦理的重要标尺之一。忽视对民意的敬畏和伦理考虑，会导致决策的低效、盲目、狭隘和反道德。关于“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满意度”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半数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半数总体调查样本不认同当前我国的教育行政决策，未给出积极的价值肯定。其中，表示满意的总体调查样本比例为20.0%，比较满意的比例为30.0%，认为一般化的比例为42.7%，比较失望的比例为5.6%，非常失望的比例为1.7%。考虑到教育行业的社会敏感性和教育决策的极端重要性，50.0%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行政决策未给出积极评价，说明公众基于教育的价值判断出现了态度分裂，当前我国教育决策的民意度尚需增强。

5.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敏感度较高，对其职业道德的不满意度相对较高“不满意度”是从负面角度评价人物、事物性质状况的指标，它与“满意度”指标相比，更能直接反映评价主体的否定性意见。关于“您对教育行政管理者下述哪一教育管理现象最不满意”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选择“缺乏职业道德”的比例高达36.7%，位列第一；选择“知法犯法”、“缺乏公正”、“个人利益至上”、“工作效率低”、“监督缺乏”和“服务意识差”的比例次之，分别为28.3%、27.8%、25.8%、25.3%、20.1%和19.3%；选择“决策不科学”的比例最低，仅为14.9%，这说明，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科学性问题持异议较少，或者说，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科学化问题的敏感性相对较低。总之，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状况评价较低，对教育行政决策过程的科学性评价较高。这一方面说明，教育行政伦理问题比较突出且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评价比较矛盾。职业道德问题严重的管理者，怎么可能作出科学的决策？

6.教育行政决策前的社会咨询与论证环节薄弱，被认为是教育问题出现的最主要环节教育行政决策是一个过程。事出有因，教育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与决策过程有关。在行政决策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和疏漏，会导致性质不尽相同的问题出现。令社会公众明显不满的教育管理问题，究竟出现在教育行政决策过程的哪个环节？这一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关于“我国教育问题主要出现在哪个环节”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6.0%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前民意咨询实践调查和政策研究薄弱，准备不充分，决策缺乏坚实基础”，25.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主体缺乏专业性和责任感，不能有效解决社会公众提出的教育问题”，19.8%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过程缺乏民主、科学和公正，政策的价值导向出现偏差”，18.8%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执行环节薄弱，政策难以落实”，10.0%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对政策的评价和监督薄弱，对行政决策主体缺乏必要的约束”。

（二）教育行政组织及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备受关注

1.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公信度值得关注，非教育类公务员道德认同度相对较低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社会形象。教育行政管理者首先是教育者，然后才是管理者。他们虽不直接从事教学工作，但也是教育行业的重要力量，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学校和教师影响巨大。通过对不同职业道德形象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教育职业的道德认同度。调查表明，教师和军人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最好，认同度明显高于其他职业。教育管理者的道德形象不如教师，也不如农民。非教育行业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形象认同度最低。在对9类社会职业的调查中，教师和军人的道德形象相对最好，其中，53.2%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教师”，41.7%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军人”。处在第二个道德认同层次的职业是医生和研究人员，其中，22.4%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医生”，20.6%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研究人员”。处在第三个道德认同层次的职业是农民和教育行业公务员，其中，14.4%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农民”，12.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教育行业公务员”。处于道德认同度最末端的职业是工人、商人和非教育行业公务员，其中，6.7%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工人”，3.3%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商人”，仅2.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非教育行业公务员”。

2.教育行政组织在政府机构中具有相对道德优势关于“你认为下列哪一行政部门的道德形象最好”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均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在8个被调查行政部门中的道德形象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认同度最高。其中，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自身道德形象最好的比例（68.1%）明显高于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47.2%），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优势感很强。气象局的道德形象也得到一致认可（总体调查样本选择“气象局”的比例为33.8%，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37.2%）。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的道德形象较好，在8个政府部门中，检察院、法院的支持率位列第二（36.3%），公安局的支持率位列第四（26.4%）；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审计局的道德形象相对较好，位列第三（25.7%），检察院、法院位列第四（17.7%）。在对公安局和审计局的道德形象认同度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出现明显差异。26.4%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公安局的道德形象较好，仅7.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可公安局的道德形象。25.7%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审计局的道德形象较好，仅9.6%的总体调查样本认可审计局的道德形象。

3.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在教育领域处于明显劣势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教育行业职业道德形象的态度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四类教育职业中，两个样本一致认为，教师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较好（其中，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51.9%，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51.8%），教育研究者的职业道德形象位列第二（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28.6%，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27.3%），校长的职业道德形象位列第三（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8.6%，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10.0%），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较低（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8.1%，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10.0%），校长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较差。

（三）教育行政组织决策的伦理价值存在明显冲突

1.公正、负责被公认为是教育行政组织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在“关于教育行政组织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问题调查中，56.8%的总体调查样本和64.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公正”，公正被公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55.7%的总体调查样本和42.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负责”。两者对民主和效率的认同度相对不高，19.5%的总体调查样本和23.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民主”，16.0%总体调查样本和19.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效率”。在“诚信”和“服务”两条价值准则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态度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诚信度要求（37.8%）高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自我要求（24.0%），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服务要求（12.4%）明显低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自我要求（46.0%）。

2.教育行政组织应优先处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伦理关系关于“教育行政组织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51.3%的总体调查样本和63.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间的冲突问题应优先解决。后者比例更高，说明这一冲突问题给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困扰相对更大。公平与效率、道德使命与经济利益间的冲突也被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公认为是教育行政组织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但两者在部分伦理价值冲突选择中差异显著。其中，在“公共期待与自身特定责任”“廉洁与腐败”等伦理冲突的选择方面，差异最为显著。在总体调查样本看来，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间的冲突问题外，道德使命与经济利益、廉洁与腐败、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问题也应优先解决，比例分别为39.4%、29.8%、26.0%。而决策理性与非理性、公共期待与自身特定责任之间的冲突，紧迫性相对最低，比例均为12.6%。在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看来，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间的冲突问题外，公共期待与自身特定责任、公平与效率、道德使命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也应优先解决，比例分别为39.8%、28.3%、26.5%。而廉洁与腐败、公共责任与自利行为之间的冲突问题，紧迫性相对较低，比例分别为13.3%、9.7%。

（四）我国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伦理困境加剧

1.公共责任与自身利益之间存在明显冲突调查结果表明，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公共责任与自身利益之间存在伦理冲突的感受相对更直接，而社会公众对这种冲突的存在更加不能接受。关于“如何看待教育行政人员在承担公共责任与关切自身利益方面的冲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4.5%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教育行政人员在这方面没有冲突问题发生，持此种观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为18.9%。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对这种利益冲突的感受相对更直接。46.1%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教育行政人员在承担公共责任与关切自身利益方面存在冲突（选择“冲突问题不可避免”的比例为24.3%，选择“经常冲突”的比例为14.3%，选择“冲突严重”的比例为7.3%），而持此种态度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只有31.5%（选择“冲突问题不可避免”的比例为23.4%，选择“经常冲突”的比例为4.5%，选择“冲突严重”的比例为3.6%）。这说明，社会公众更难以接受这种冲突，认为其导致的后果更严重。长期处于这种冲突中并受其煎熬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在伦理感知方面会逐渐麻木。

2.道德脱节、道德自满被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是自身最明显的道德问题管理及其他行为，都是由价值观驱动的。唐玛丽?德里斯科尔和迈克?霍夫曼指出，“道德的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自愿的情感关系，它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并为正当的价值观所驱动”，“我们都知道，声称自己信奉公司的价值观，并不总是意味着高级管理人员是按照这些价值观行事的。我们已经确认了七种失败的道德领导的征候”。[1]这七种道德征候分别是：道德盲点、道德沉默、道德不连贯、道德麻木、道德虚伪、道德分裂和道德自满。那么，在教育行政管理中，这七种失败的道德征候如何呢？对此，笔者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还增加了道德轻蔑（过重倚赖法律）、道德贬值（过度追求个人利益）两种现象。调查结果显示，30.1%和29.6%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道德虚伪、口是心非”“道德贬值、个人利益至上”是教育行政管理者最严重的道德问题。对“道德分裂，工作道德与家庭道德之间相背离”的认同度相对较低，仅为7.6%。38.9%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道德脱节”是教育管理中最严重的道德问题，言行不一的情况比较普遍。选择“道德自满”的比例为29.2%。教育行政管理者属于权力执行者，有道德优势感，比较习惯于要求别人，这一特点也被教育行政管理者自身认可。

3.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关于管理者原型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教育行政伦理存在不同的范式选择。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霍基金森（Hodgkinson，C.）认为，在一个价值与事实总是纠缠不清的世界中，价值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事实和逻辑成分是次要的。管理理论的中心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与价值和道德相关的哲学问题。霍基金森认为，“价值是复杂的，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类型或范式”，“将价值范式运用于组织管理生活，特别是行政管理者的时候，便将形成野心家、政治家、技术专家和诗人四种重要的管理者‘原型’（archetype）”①。[2]笔者对霍基金森提出的上述四种管理者原型的现实性进行了验证。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公众希望教育行政管理者保持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诗人特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技术专家更符合自身的价值特征。36.8%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行为更符合教育管理者决策实际。24.7%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管理者原型为政治家，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群体的代言人、喉舌和领袖，并从其中得到活力和道德力量。17.8%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管理者的原型为野心家；41.5%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技术专家更符合自身的价值特征，认为自己倾向于立法而容易忽视个性，其管理目的是合乎道德地以尽可能好的效率和效果实现合法的目标。13.2%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行为更符合教育管理者决策实际。这种远离善和道德良心的价值特征，是不符合教育者的职业伦理特质的。调查结果还显示，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调查样本对当前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模式的态度之间，在0.001水平上呈现极其显著的差异。打工子弟学校调查样本更倾向于“有责任感”“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管理者原型，而公立学校调查样本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立法但忽视个性”的管理者原型。

（五）教育行政管理者决策公正性受到明显干扰

1.影响教育行政管理者决策公正性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都认为，社会关系（38.8%、31.8%）和个人素质（29.3%、46.9%）是影响教育行政决策公正性的最大因素。两者对社会监督的影响力看法明显不同，15.3%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社会监督是影响教育行政决策公正性的最大因素，而持此观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为31.9%。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更加关注和期待外部制约因素；两者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力看法也明显不同，15.1%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个人福利是影响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公正性决策的最大因素，持此观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仅为5.3%。这说明，社会公众认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关注自身利益会影响其教育行政决策的公正性，而教育行政管理者对此认可度不高。实际上，自利倾向对教育管理决策公正性的影响是必然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只不过是身在庐山而不知其真面目罢了；同时，两个样本都认为，子女升学的影响力明显大于公共利益对教育行政人员公正性决策的影响力。其中，持此观点的总体调查样本比例为13.3%，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为10.6%。

2.教育行政管理者存在明显的角色冲突人在社会中主要有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两种，这两种角色的职责和意义具有明显区别。教育行政管理者是人的社会角色，是公众教育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者；家长是人的家庭角色，是孩子的监护者，是家庭正当教育权益的维护者。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基于家长角色的教育热点、难点的态度倾向，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孩子的学习成绩、习惯和品德培养、升学择校均是总体调查样本作为家长最为焦虑的教育问题。其中，57.5%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学习成绩，47.3%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习惯和品德培养，36.3%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升学择校问题；在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看来，孩子的升学择校、学业负担、习惯和品德培养均是他们作为家长最为焦虑的教育问题。其中，55.8%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择校问题，52.2%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学业负担，50.4%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习惯和品德培养问题。另外，两者对孩子的教育经费支出、孩子的健康问题焦虑度相对较低。有23.0%的总体调查样本和22.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教育经费支出，26.5%的总体调查样本和23.9%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健康问题。值得深入分析的是，高达57.5%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学习成绩问题，而焦虑该问题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仅为24.8%。两者态度倾向性悬殊，除了与两者的教育价值观存在差异有关外，可能还与他们的社会角色有直接关系。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孩子择校问题上具有相对的行业优势和独特话语权，孩子成绩对择校影响不大；而社会公众在这方面的选择余地小，因此会将孩子择校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学业成绩上。教育行政管理者存在着明显的角色冲突。他们承担着维护公众教育利益的责任，是教育公平的捍卫者。他们虽然具有相对的行业优势和话语权，但作为家长，他们却比社会公众更加焦虑孩子的择校问题。这种角色冲突和教育价值方面的分裂，使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处于困境中，教育管理伦理的自主性备受煎熬。

3.处理好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分化的冲突是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优先伦理选择关于“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47.6%的总体调查样本和69.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一致认为，处理好机会均等和教育分化的矛盾与冲突应是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优先伦理选择。在伦理价值判断上，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差异性明显大于相同性。除了“处理好机会均等和教育分化的冲突”外，在总体调查样本看来，贪与廉的冲突、善与恶的冲突也是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问题，选择比例分别为38.2%、34.0%。对上述两种选择持同样态度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则相对较低，分别为18.6%、11.5%。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享受权利和履行职责的冲突”“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的认可度相对最低，选择比例分别为20.2%、13.3%。而选择此两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分别为23.9%、29.2%。两者对“享受权利和履行职责的冲突”的选择度差异不明显，但相对差异很明显。该选项的有效百分比在总体样本各选项中位列第六，而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样本选项中位列第三。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对权利和责任冲突的职业感受更加强烈。

二、研究结论

第一，我国教育发展成就显著，公众对教育发展效率的认可度高于对教育发展伦理的认可度。社会公众的教育伦理期待强烈，对教育发展的道德正当性明显不满意。第二，社会公众对教师、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相对最为敏感。教师具有明显的职业道德优势，教育行政管理者道德公信力出现弱化趋势，虽然其职业道德形象好于其他行业公务员，但明显不如教师和校长。第三，公正和负责被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民主、效率等价值准则的认同度相对偏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冲突被公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最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关系。第四，社会公众和教育行政管理者对教育管理者价值原型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希望教育行政管理者保持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诗人特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强调立法而忽视个性更符合自身的价值特征。第五，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伦理自主性受到明显干扰。教育决策者面临着日益强烈的角色冲突，在捍卫公共利益和实现个人合理诉求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分裂，这使得我国许多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处于道德困境中，他们的伦理自主性备受煎熬，并被社会公众质疑。

三、启示与建议

（一）高度关注我国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问题，促进价值自觉，建立伦理相关的教育改革动机观和成就观教育发展要警惕工具主义、效率主义泛滥，消除急功近利倾向对儿童、青少年和教师身心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尽快回归教育改革理性和伦理正当性。教育者特别是教育行政管理者及决策机构，要高尚其事，建立伦理相关的教育改革动机观和成就观。区域间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扩大、教育同质性不断增强以及学校教育个性化的日益消解，以企业化方式推进所谓教育改革，实际上是教育理性和伦理自主性丧失的表现。

（二）加强对教育发展道德向度问题的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的伦理自主性、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研究至少应领先决策半步之遥。对教育失误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是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研究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反思意识淡薄，互相抱怨和无端指责，是教育失误研究滞后的必然结果。从教育道德问题中查找原因，找寻新思路、新办法，避免行政决策在低效、无效、反伦理层面的恶性循环，是教育病理学研究的目标。对教育失误问题的研究，还有助于营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研究氛围，使教育行政决策回归理性和道德。

（三）强化教育规范化标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对名校过度扩张进行必要约束，真正促进内涵式发展和教育公平如果一味强化中小学名校的影响力及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就意味着我们在为社会提供非优质的甚至劣质的教育资源，而这种逻辑有可能导致误读。我们应创新教育发展价值，致力于公立中小学均衡化、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建设，防止所谓“教育集团”泛滥、“一家独大”和“名校通吃”等不健康现象，使所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享受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达到“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要实施“弱势强补”策略，尽快提升底线标准，使普通学校看到教育成功的希望，这才是教育均衡、特色、优质发展的根本。教育管理部门和管理者要切实负责，敢于担当，使我国教育发展更加公正、理性、均衡。

（四）教育行政机构和管理者要积极回应社会公众对贪与廉、善与恶等价值冲突的关切，避免教育中出现伦理缺失、效率至上的现象社会公众认为，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好机会均等与教育分化的冲突，还应该处理好贪与廉、善与恶的冲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享受权利与履行责任应是自己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在伦理价值判断上，社会公众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差异性明显。因此，教育决策机构和教育行政管理者不仅要改善教育政策伦理，也要加强大、中、小学教师的师德建设。立德树人、育人为先的宗旨，是对全体教育者的行为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