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教育的总结{集合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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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教育的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教育；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效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013-02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部门，以其提供的特殊产品为国民经济服务。传统的对教育的投入产出考察一直停留在实物资本层面，没有反映教育部门人力资本最为重要的基本事实，这是其主要局限性。随着作为标准化测量手段的总和指标的推出，教育投入要素的测量难题已经有望获解。与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不同，用总和文凭率构建的教育部门投入产出，既可以反映结构关系，也可以体现总量水平。

一、天津市2002年、2007年人力资本投入结构及投入产出效益分析

根据对天津市教育部门员工专项调查和天津市统计年鉴有关数据的计算可以得到单位产出的人力资本投入量结构：

(一)2007年天津市教育行业的人力资本投入量的总和指标总体上小于2002年

就天津市而言，2002年为获得单位产出的小学文凭投入的总体的总和指标为12.8571，在2007年该数据下降为11.4276：获得单位中等教育文凭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总和文凭数2002年与2007年基本持平，而在高等教育方面，这一数据又显著下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2007年教育行业的人力资本投入量的总和指标总体上是小于2002年。2007和2002相比总和指标下降具有一定的现实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年龄结构的高校师资实际学历水平下降，很可能是40岁以上年龄的新入职的员工职称高、学历低的缘故。目前高校中存在着众多的年龄偏大的教授往往不具有较高的学历，却因拥有丰富的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而具有高级职称。与此同时，众多博士，硕士学历的年轻人，因其缺乏经验和资历，或者只能获得助教、讲师职称，或者被拒之于高校门外。因此，2002-2007年的五年内，较多的高年龄低学历(本科或硕士学历)员工的入职，很可能是造成2007年人力资本投入的总和指标有所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2.近些年来的教育规模扩大化。教育行业专职教师与教辅人员数量比例关系值得注意。伴随教育规模扩大化，非专业教学人员在高等学校职工总数中所占比例较高，而专业教师比例偏低的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专业教师比重始终没有超过50％。如1992-2002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职教师占全体教职工比例的平均水平仅为49.5％，在非专职教师中教辅人员平均所占比例为14.5％，行政人员为20.3％，工勤人员为15.7％。这种局面在有些学校不但没有纠正，反而愈演愈烈，显然会造成教育投入的总和文凭率有所下降。

3.国家对事业单位员工就业及裁员的政策导向。2002年以来，为了减缓裁员对社会的压力，国家保护事业单位员工就业机会和权力的政策导向比较明显，在一些院校中，虽然部分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的学历较低，但是受国家政策保护这些低学历的员工仍然在职在岗，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以总和文凭率体现的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的提升，甚至使该指标有所下降。

4.高学历新入职者的等候入职时间延长化。有些高学历新入职人员往往需要两年以上的试用或见习期才能办理正式的入职手续。这部分高学历新入职人员实际已经作为人力资本投入学校教学工作，但是在统计时却因口径问题而未计入人力资本的投入，这也是造成总和指标下降的原因。

(二)在教育中投入的师资学历越高，越能获得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益

通过相关数据研究得到，本科和研究生文凭的投入产出效益要高于高中及中专文凭的投入产出效益。以2007年为例，为获得单位产出的小学文凭所需要的高中及中专文凭的投入量为3.6591，而所需要的本科和硕士文凭的投入量仅为0.6935和0.9246。同时，为获得单位产出的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文凭所需要投入的本科和硕士文凭量都要小于高中及中专文凭的投入量。这可能是国家一直注重提高教育系统中师资队伍整体学历水平的重要原因。目前国家计划提高硕士学历在中等教育师资队伍中的比例，由此可以映证这一政策的台理性。虽然我国中等教育教师队伍学历不高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以我国高中师资队伍为例，硕士以上学历仅占教师总人数的0.9％，所占比例仍然比较低。为了改变硕士学历水平在中等教育教师队伍中所占比例较低的现实，教育部将实施中等教育教师攻读硕士的计划，最终实现“863”目标，即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的具体情况，实现硕士学历水平教师的比例分别达到80％、60％和300％。

(三)大专教育投入的总和文凭水平始终最高

2002年为获得单位产出的大专文凭，所需要投入的总总和文凭率高达47.9243，为所有所需投入量中的最高值。2007年为获得单位产出的大专文凭，所需要投入的总总和文凭率为39.0281，虽然较2002年指标值有所下降，但同样仍为当年所有投入量的最高值。为什么大专层次教育投入的总和文凭水平率始终最高呢?这与天津市乃至全国大专学校的发展历程不无关系。这些大专院校在后期多由“7.21大学”发展起来，在1980.1995年期间，伴随国有企业最后的辉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每个局级工业单位都有1-2所职工大学或广播电视大专。在国有企业行将溃散的时期，进入这类学校以保证就业机会的竞争异常激烈。于是，学历水平最高者获得入职和保岗的优势最为显著，就不足为怪了。随后几年大专院校几经调整和转制，进一步淘汰了低学历员工。2002-2007年期间，伴随研究生毕业高峰进入大专院校的入职人员相当多。在中国城市，几乎没有哪级院校像大专院校那样有过如此频繁的变动。这种变动的一个结果，目前来看，是留任员工的学历水平最高。

二、2002年、2007年实物资本投入产出和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分析

利用2002年和2007年实物资本投入产出和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可以建立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相关关系模型，进而分析比较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益，以此来探讨教育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所应该进行的资源配置的合理范围。

通过对天津统计年鉴2002年42部门基本流量表以及2007年42部门基本流量表可以清楚地得到2002年和2007年教育行业实物资本的投入产出和具体结构。2002年教育行业实物总投入的价值量为1324032.6万元，2007年教育行业实物总投入的价值量为1834913.34万元，2002年投入的总和文凭率合计为138.92.2007年投入的合计的总和文凭率

为125.0001，通过2002年和2007年两年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数据比较，2002年投入了相对较低的实物资本和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2007投入了相对较高的实物资本和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

由2002年和2007年教育行业产出对总产出的贡献额度比较，以及这两年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比较，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教育行业投入的人力资本较之实物资本越多，越会使教育行业在总产出中的贡献额度提高。

应当指出，2002年相对2007年，投入了较少的实物资本、较多的人力资本，并且在2002年教育行业对总产出的贡献额将近是2007年的两倍。反映出了每投入一单位的人力资本产出明显要比投入一单位实物资本的产出高，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益明显高于实物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益。由此也证实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关于人财物中人力资本贡献率越来越显著的论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实物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生产性的投资，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动力，但是人力资本投资更为重要。这些都表明，当社会进入到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经济发展阶段后，教育行业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相对减少实物资本的投入，把有限的办学资源投入在更能产出效益的方面。教育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核心是占有人力资本。因此，要将提高教育行业人力资本占有量，吸纳优质人力资本，增加教育部门人力资本投入，发挥教育部门人力资本最大效能，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战略。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对2002年、2007年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分析以及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对比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为获得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益，要加大对教育部门人力资本的投入量，降低或压缩实物资本的投入量。

第二，虽然教育产出在总和指标意义上恒定不变，但是，教育投入仍然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例如GDP)上敏感地呈现出正向关系。

第三，教育质量是教育产出的重要标志。今后教育投入产出模型，或教育投入产出表应当并且也可以用素质模型予以描述。其中的基本测量方法仍然是总和指标。

第四，总和指标的采用，使投入产出表具有永恒的纵向与横向可比性。应当继续开发其使用方法和应用领域。

同时为了优化教育行业的投入结构，提高教育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益，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努力：

入学教育的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经费；高等教育；基本建设支出；民营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3—0069—07

教育作为科技进步、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原动力，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自从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以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作为社会政策的核心环节，教育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政府公共支出的重点领域之一。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财政领域内的矛盾重点也将发生重要变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4年）》再一次提出：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DP4%。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政策目标，4%的达成将标志着我国教育财政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育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将继续提高，持续提高的经费需求和有限的经费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仍将是教育系统面临的长期问题。然而，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平以及经费的使用效率将会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多的重视，因此教育财政应该更多地将目光转向教育系统内部，从教育经费总量、来源构成、分配模式以及使用去向上更加深入地研究教育体系内的财政与经济问题。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我国教育经费结构变化趋势，通过与OECD国家教育经费的比较，更好地理解我国教育财政的现状并提出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教育经费总体情况分析

我国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教育经费与教育公平时，通常以财政性教育经费为分析对象，这样在分析的时候就没有对教育资源的充分性进行考虑，因为“仅仅强调公平而忽略对供给的充分性的关注，这是对所寻求公正的一种嘲弄。”因此，本文研究我国教育经费既包括财政性教育经费，也包括非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两部分统称为教育总经费。

如表1所示：我国教育总经费由1995年的1877.9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9561.8亿元，16年增长10.41倍，年均增长率为15.7%，低于同期财政支出17.4%的年均增长率。教育总经费占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3.08%持续增长到2010年的4.87%。财政性教育经费始终是我国教育总经费的主体，但是其比例呈现出u行趋势，由最高1995年的75.16%下降到2005年的最低值61.3%，11年下降了13.86个百分点；2006年开始，比例迅速上升，到2010年其比例回复到74.99%，但是始终低于1995年的比例。

中国教育总经费的水平究竟在世界各国中处于什么地位？为此，我们以教育总经费占GDP的比例为指标，与OECD国家进行比较，如图1。

在数据可得的24个OECD国家中，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1995年均值为5.52%，2000年下降到5.32%，2007年为5.41%，虽然比例有所降低，但是总体处于较高位置。1995年OECD国家中，比例最低的是意大利（4.6%）和斯洛伐克（4.6%），最高为加拿大（6.7%），24个国家比例都高于中国比例，与OECD国家的平均值差距为2.44%。2000年OECD国家中，最低为斯洛伐克（4%），最高为美国（6.8%），我国与OECD国家的平均值差距为1.44%，与1995年相比差距减小。而到了如07年，我国比例为4.57%，OECD国家中第一次出现低于中国的现象，捷克（4.5%）、意大利（4.5%）、斯洛伐克（3.9%）都低于中国（4.57%），与OECD国家的平均值差距进一步缩小，差距为0.84%。因此16年来，中国教育总经费支出比例不断提高，但是基本上低于OECD国家，但是差距在不断缩小。

二、教育经费的来源结构

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指教育系统的总经费中不同来源的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教育经费筹措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财政拨款，二是私人投资。具体地讲，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拨款主要来源于税收，而私人投资主要来源于学杂费，除此之外，捐赠、借贷、经营收入以及发行教育债券等也作为教育经费的补充来源。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来源结构能够反映其教育投资体制状况及其沿革。特别是不同层次、类别的教育经费的来源结构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体制的不同，同时也能反映出政府对不同教育部门的财政努力程度以及不同经费来源渠道的重要性。另外，从不同特性的来源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教育系统经费总供给会起到不同的作用。与一般的经济活动支出不同，教育活动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经费支出的一些特性，包括非营利性、整体性和稳定性，因此教育系统主要依赖的经费来源应当能满足教育经费支出的这些特点。政府税收在非营利性和整体性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同时也相对稳定，因此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比较符合教育经费来源的特点，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渠道。对于教育机构来说，学费收入是能够按照学生人数成比例变化的经费来源，也符合教育规模变化的经费需求。其他收入来源，如捐赠收入受文化传统、政策法规和经济景气状况的影响较大，经营收入也受制于教育机构的使命等因素，因此这些收入来源只能作为补充性来源，而无法成为教育机构主要依赖的收入。

影响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因素首先是制度安排，在一个国家教育财政体制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对教育机构收入的规定决定了教育经费的来源种类。相关的制度法规对政府教育投资责任的限定，以及政府和民意赋予教育投资的优先程度，决定了政府投资教育的意愿；同时政府的财政能力制约着政府投资教育的能力。在私人投资方面，受教育者个人投资教育的意愿主要取决于个人或家庭对各级教育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判断；而居民教育收费承受能力则受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所决定。以上政府教育投入、个人教育投资，辅之以其他收入来源，形成教育经费来源中公共经费和私人经费的比例结构此消彼长的格局。

我国教育经费的来源划分为两大类：一是财政性教育经费，二是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社会捐赠经费、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属于政府对教育的公共投入，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属于社会和个人对教育的投入。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总经费中所占比例反映出我国教育系统对政府财源的依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在教育经费投入中的角色和责任。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的教育总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始终占据了主体地位，由1995年的1411.52亿增长到2010年的14670亿，而在财政性教育经费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则成为绝对主体，由1995年的1028.39亿增长到2010年的13489.5亿。在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由1995年的20.36亿增长到2010年的105.4亿，年均增长率为10.82%，其中1995年——2006年为迅速增长阶段，由20.36亿高速增长到549.05亿，年均增长率达到31.59%，但是2006年以后迅速下降，2009年仅仅为74.98亿，2010年才恢复到100亿以上，因此波动性非常大；社会捐赠经费1995年——2003年虽然震动下降，但是基本保持在100亿以上，2004年—2007年为16年中最少的阶段，基本上在90亿左右，2008年以后又增长到100亿以上；事业收入由1995年的201.24亿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4106亿，年均增长率达到20.74%，其增长率为各种教育经费来源中最高的；其他收入由1995年的81.97亿增长到2010年的572.4亿，年均增长率12.91%。

由图2可知，自1995年以来，随着各项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措施的推行，我国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教育总经费中所占比例经历了“U”型结构的先下降后反弹的过程，1995年至200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占比由最高的75.16%逐年下降至最低点61.3%，11年下降了13.86个百分点，2006年以后逐步回复，到2010达到74.99%，但是始终低于1995年的比例。虽然财政性教育经费波动比较大，但是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却一路上升，由1995年的54.76%增长到2010年的68.95%，与财政性教育经费表现有所不同，也说明了我国教育总经费中，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不断上升，其中，事业收入从1995年的10.12%上升到2010年的20.99%，16年提升了10.87个百分点，成为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教育事业收入主要包括学生个人和家庭缴纳的学杂费以及教育机构培训及横向合作等社会服务获得的收入，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成本分担。2001年以后，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以县为主）的推行，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教育总经费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由2005年的61.3%上升到2010年的74.99%，5年比例增加了13.69%。社会捐赠经费下降明显，由1995年的8.67%下降到2010年的0.57%，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思考；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和其他收入比也呈下降趋势。

图3显示了2007年在OECD不同国家的教育财政体制下公共经费和私人经费在教育机构总经费中的贡献，OECD国家公共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平均为82.6%，私人来源占17.4%。但是，在OECD国家中，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结构反映出的教育对公共教育经费的1依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公共经费占教育总经费90%以上的主要包括芬兰、瑞典、比利时、丹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法国、波兰、冰岛等10个国家，属于高度依赖公共经费的国家；而公共经费在总经费中占比低于80%的国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美国、智利和韩国，属于对公共经费依赖程度较低的国家。公共经费比例低于中国的有日本、美国、智利和韩国等四个国家。

三、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

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指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分配比例。该指标反映的是在教育部门内部如何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进行资源配置，即总教育经费中各级各类教育经费应各占多大的比例，也就是是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以及在不同类别如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比例上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需要。在有的文献中，特别地把教育经费在初等、中等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分配状况作为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的研究内容。一方面，具有最高效益的教育层次是否得到充足的投资是影响一个国家教育经费投入总体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一般来说由于在三级教育中初等教育对弱势群体的不利程度最低，所以初等教育是否得到充足经费能够从一个角度反映一个经济体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平性。

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之间的分配结构可以用三级教育投资在总经费中所占比重来表示，也可以用三级教育生均经费来表示，因为生均经费的比较可以表现出各级教育经费的相对充足程度或短缺程度。一个国家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间的分配结构受该国教育结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重点的影响，从国际范围内来看，由于经济发展与教育普及程度提高之间的联系，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之间的分配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某种相关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在总经费中的占比呈现提高的趋势。

图4是我国1995

2010年教育总经费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的分配结构变化情况。由图可知，1995年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等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比例1995年达到42.68%，此后一直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2010年为35.6%，下降了7.08%；初等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比例由1995年的34.31%下降到2010年的25.85%，16年下降了8.46个百分点，降幅高于中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呈现倒“U”趋势，1995年仅仅为16.49%，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其比例不断上升，2002年超过初等教育比例，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的31.75%，2004年以后逐渐下降，2010年为28.4%，但是其比例始终高于初等教育。总之，16年来我国公共教育财政的投资重点已经由偏重支持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逐渐转变为强调支持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此外，还有一种反映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的方法是对各级教育生均经费指数，各级教育的生均经费指数=生均经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于教育生均成本的经济性差异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教育生均经费的水平差距也很大，所以将生均经费与该国经济发达程度（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相联系，这种方法能够比较好地控制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指数由1995年的117.5大幅度地增加到1999年的174.1，1999年以后不断下降，2009年为71.09，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并轨及其扩招之后，新增加的经费收入来源有效地缓解了高等教育经费紧张程度，但是其指数还是远远高于2007年OECD国家平均值的40。中等教育生均成本指数由1995年的45.08下降到2009年的27.45，虽然国家投入中等教育的支出较多，但是考虑到学生规模因素，教育经费投入比较合理，与2007年OECD国家平均值的24差不多。而初等教育的生均成本指数则非常低，1995年仅仅为9.42，此后不断增长，2009年达到16.32，15年增长了6.9个百分点，也是唯一生均成本指数增长的，虽然生均成本指数增长了，但是生均成本水平还是显著偏低（2007年OECD国家平均值为20），说明了国家对初等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研究结果暗示中国生均成本指数的合理变动方向为初等教育提高生均成本指数而高等教育则应降低生均成本指数，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初等教育生均成本指数提高的可能性较大；而高等教育则相反，未来长期的变动方向应当是继续降低。

四、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

按照教育经费支出的用途，教育经费可以划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两部分。经常性支出是指那些为了维持教育服务而需要的，经常地花费在那些当年消耗掉的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资本性支出指花费在使用期限一年以上的资产的支出，包括基建、建筑物大修、购置或更新大型设备等。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即指在教育总投资中，经常性经费与资本性支出所占的比重，以及在经常性经费中，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所占比例。

在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分为事业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两部分。教育事业费指用于维持教育经常性活动所必须的费用，教育基本建设支出反映各级政府用于学校购置固定资产、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所发生的支出以及与之配套完成上述项目的非财政预算内资金支出。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分个人和公用两部分。个人部分包括：反映学校或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工资福利支出”，以及反映政府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公用部分包括：反映学校或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以及用于学校购置固定资产、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所发生的支出的“其他资本性支出”。

表4显示：1995年——2009年，我国教育经费使用结构中，基本建设支出比例不高，1995年仅占6.26%，1999年达到最高值11.63%，也是唯一的一年超过10%，这可能源自我国高校扩招，一大批新校舍需建设所致，2009年最低，仅仅为3.57%。事业性支出则是我国教育经费支出中的绝对主体，15年来，除1999年低于90%以外，其余年份都高于90%，在事业性支出中，个人部分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由1995年的71.18%下降到2009年的56.59%。虽然15年来下降了14.59个百分点，但是始终是事业性支出的主体；公用部分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由1995年的22.56%上升到2009年的39.85%，15年上升了17.29个百分点。

对比OECD国家，非高等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中等后非高等教育）事业性支出平均值为92%（卢森堡为84%，而奥地利、智利、葡萄牙等国达到97%）；而其基本建设支出平均值为8%。在高等教育中，由于其多样化和更加高级的设施，其基本建设支出比例比非高等教育高8个百分点左右，达到15%左右，因此其事业性支出略有下降，平均比例为85%左右，因此，我国基本建设支出比例过低。一般来说，教育系统的高效、平稳运行，需要事业性支出与基本建设支出、事业性支出中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配比应当维持在某种范围内。若基本建设支出比例太低，则校舍等基础设施紧张老旧，不利于教育的正常运行和质量的提高，而基本建设支出比例过高，则势必会造成设备闲置与资源的浪费；同样，若事业经费中人员经费占比过高，则教育业务所需的正常消耗得不到保障，会制约和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相反，若人员经费占比过低，则说明学校在教师的数量或质量的投入方面与公用经费的投入不配套，由于教学的劳动力密集型性质，因此，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事业性支出比例非常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1995年——2010年教育经费深入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教育经费总量不断增长，其占GDP的比例逐渐提高，2010年达到4.87%，财政性教育经费是我国教育经费的主体，基本占70%左右，但是与OECD国家相比，教育总经费占GDP的比例仍然偏低，但是差距在一步步减小。

第二，在教育经费来源上，财政性教育经费、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占据前三位，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变化率大，社会捐赠经费最少，但是比较稳定，与OECD国家相比，财政性教育经费占的比例少15%左右。

第三，在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上，偏向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初等教育比例下降幅度大，从生均成本指数看，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指数都在降低，但均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初等教育生均成本指数虽然不断提高，但还是低于OECD国家5个百分点，这也是造成中国义务教育发展不足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第四，在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上，基本建设支出比例相对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校舍建设落后；事业性支出中，个人部分不断减少，而公用部分不断增加，容易导致效率低下。

我们的政策建议是：

第一，政府必须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4年）》要求，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确保2012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

第二，教育经费的提供必须多元化，首先政府必须创造良好的法律法规，为我国民营教育的发展、社会捐赠等第三部门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因为仅仅依靠财政性教育经费是难以改变中国教育经费低于OECD水平的；其次，降低事业收入占教育经费比例，减轻民众教育负担。

入学教育的总结范文第3篇

1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3%，比1980年的降低了20个百分点[4]。这表明人们的收入除了用于必须的日常支出外，还有较多份额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投资。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发达，投资渠道多元。广东居民的投资对象从简单银行储蓄扩大到基金、股票、债券等，投资领域也扩展到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领域。自1994年广东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粤”战略以来，广东的教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1.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增速减缓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的绝对数量虽有提高，但相对数量不高，且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表1和图1）。在1995—2009年期间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额均维持在每年300元左右，2009年的支出额为296.7元，远远低于同期发达省市人均教育支出额800元左右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偏低，其支出形成的投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1.2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农村居民自2000年以来的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4以来下降更为迅速，至2009年教育等支出占比仅为5.9%，大致回落到1991年的相对水平。从整体上看，广东比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都要低。2000—2009年江苏、浙江农村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年均值分别为12.9%、11.5%，同期广东的这一指标值仅为8.8%。显然，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原本不高的广东农村教育支出占比反而下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警惕，因为它将影响广东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

2文献综述及其评论

2.1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解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内，通过刻画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以深入剖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则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的差异性，如刘晔等[5]利用1996—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中东西不同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性，而郭庆旺等[6]通过构建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揭示不同公共教育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促进作用。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7]，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8]。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学者们选取的样本、研究方法及研究区域存在差异，但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教育发展滞后将对经济发展构成瓶颈制约。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教育投资，注重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2.2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认可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点自然就落在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上，而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与收入密切相关。多数学者从居民收入或消费结构视角分析研究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杨明等[1]基于广东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相应增长，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越大。而罗楚亮等[9]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分析，提出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下降，教育支出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由此可见，学者对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有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2.3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研究

关于教育投资比例的研究则聚焦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增加上。当前研究多从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率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收费的快速增长等视角给出了教育支出占比增加的解析。如杨汝岱等[2]认为高等教育改革造成家庭教育支出大幅上升，也改变了家庭对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导致居民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上升。任兆璋等[3]运用动态消费模型对广州市1993—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预测2001—2010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娱乐文化教育支出比例均在12%以上，且呈递增趋势。显然，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预测的教育支出占比的增长趋势与现实严重不符，亦难以解析当前教育投资支出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总之，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原因及其趋势判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差异性、以及区域间支出差异的实证分析等领域，而近年来少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重心都放在家庭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加上，而很少有文献提及教育支出的占比下降问题，其深层原因更是难以得到关注。尽管有些研究涉及到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的关系问题，但从时间上看还需进一步跟进，应分析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此，笔者拟对198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纳入通货膨胀和居民的居住支出等因素，解析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成因，以此对近年来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额减少及政府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作更深入的反省。

3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到的因素有：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教育需求等，而较少关注到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的挤占以及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而由于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难以计量，笔者主要分析家庭人均纯收入、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3.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纯收入的函数。随着广东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虽然物价指数也在增长，但名义收入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明显，家庭消费支出受收入效应的影响也相应提高；同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居民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居住、医疗、教育等支出呈现增长态势。然而，家庭支出的各个方面并不同步增长，有快有慢。2004—2008年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9.6%，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06.9元，实际增长了10.7%[4]。而同期教育支出增长却十分缓慢，因而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出现下降现象。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用于家庭必需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比较大。农村居民在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消费支出对家庭的必需消费支出有较大挤占影响，另外教育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因而虽然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正相关，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具有累退性质，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总消费支出额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却越低。

3.2通货膨胀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建立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而教育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居民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判断影响其消费支出结构，并且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加速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贬值，居民很容易受通货膨胀预期影响而加大当期的消费支出。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上升，教育成本也随之上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教育支出产生的收益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见效，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因此，在一定的时段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在通货紧缩时，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选择减少即期消费。由于教育支出的远期收益大，且教育支出发展方向趋于多元化，家庭在通货紧缩时一般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教育支出占比也相应上升。

3.3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上涨过快，致使居民的居住支出上升较快。2006年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在政府的诱导下，农民将大部分收入投资于住房。这改变了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广东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较快。广东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占比在2008年达到20%，即使2009年的居住消费支出比2008年的下降了约1.9%，居住支出占比仍达18.8%，比2000年的14.3%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4]，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如果住房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出势必挤占居民的其他支出，尤其挤占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教育支出。200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与教育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比例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4]。

3.4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双向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教育投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为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政府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全免、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进行大力整治等，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直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从总量上提高教育的支出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政府教育支出有效降低了家庭相关支出成本，相当于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居民会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教育支出，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然而，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弱于替代效应。由于政府教育投资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管理不到位等现象[10]，政府教育支出增长的替代效应明显，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弱化，加上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资于其他领域，以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伴随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4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计量分析

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人均纯收入、政府教育支出、家庭居住支出、通货膨胀和广东人讲实际的文化等因素影响。

4.1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教育支出额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且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支出额的增长幅度越小[11]。笔者以广东农村居民家庭相关数据做计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量时，教育支出额反而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以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因变量(y)，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x)进行分析（其中x>0），有二次函数模型(1)通过检验。y=0.17x-1.827×10-5x2-80………………………(1)t(11.4)(-8.1)(-3.5)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t统计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方程拟合优度达到93.3%。对模型(1)两边求倒数，得教育支出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3.7×10-5x+0.17，令dy/dx=0，得x=4679.8，也就是说家庭人均纯收入约等于4680元时，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达到最高。x<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当收入超过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增加旅游支出等。广东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005年已经达到4690元，此时的教育支出达到最大值；2005年以后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教育支出有所减少。由d2y/dx2<0可知，居民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的支出弹性有差异，这与广东省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相吻合。

4.2模型修正

模型(1)主要考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忽略了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教育支出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同比增速甚至达到47%[4]。政府的教育支出可能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引入政府教育支出变量，对模型(1)进行修正，得到模型(2)：y=0.122x1-0.657x2-37.58………………………(2)t(17.39)(-10.83)(-2.56)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1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2表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t检验均通过，方程拟合度达96%，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方程(2)的系数可以看出，x1系数为正，即政府投资支出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增加12%。同理，x2系数为负，即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66%左右。2000年以前，由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不高，但增长较快，此时政府教育支出能极大地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突出。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增长很快，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结构和体制不够完善，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不显著，加之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长较慢，且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

4.3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计量模型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不仅总量增长缓慢，而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比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大多学者采用最为成熟的AIDS模型研究居民消费行为，该模型是1980年由Deaton和Muellbauer引入价格因素创建的理想需求系统模型[12]，其线性形式为：wi=i+βiln(y/p)+∑γijlnpj，其中wi代表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p是价格指数，y是总的消费支出，pj是某消费品价格。由于教育消费支出的价格不易量化，故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以Working-Lese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13-14]。多数学者用此模型描述商品的消费份额关于总消费支出对数的函数关系，即线性恩格尔曲线函数。Working(1943)[13]和Leser(1941)[14]的经验研究表明：商品支出份额和总消费支出对数之间的线性函数形式对许多经济和时间区间数据都拟合得比较好，实证文献将Working-Leser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即w=+βlny，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总消费支出。现将这一模型改进，得到半对数线性模型：w=3.026lny-0.009c-5.272……………………(3)t(11.8)(-7.7)(-4.1)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c表示政府人均教育支出，模型拟合度为89.5%，t检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δ<0.001。模型(3)中家庭教育支出对数lny的系数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家庭教育支出额呈正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家庭教育支出增多，其在总支出所占比例就增大；家庭教育支出减少，其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就随之下降。结合模型(1)和(2)的分析，近年来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即是说，广东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额减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也就下降。模型(3)中政府人均教育支出的c系数显示，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模型(2)的分析结论一致。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这是当前政府教育支出体制和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已在前面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CPI的数据变化频繁，如采用年度数据计量，将带来极大的误差，因此，笔者不对通货膨胀影响广东农村居民教育支出进行计量分析。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广东人讲实际、求实惠）等，由于难以定量研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众多归因的部分解释。

5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笔者展开的探索性研究得出：当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80元后，教育支出增长缓慢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下降，且受通胀预期的影响；农村家庭居住支出增长迅速，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弱化。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堪忧。为了顺利推进广东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早日实现广东新农村与和谐广东的建设目标，广东必须千方百计加大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

5.1妥善引导农民的消费观念，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

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兼顾消费支出的短期与长期效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尽快完善教科文卫消费的配套设施，引导农民加强教育文化支出的意愿；合理诱导农民的住房消费观念，让农民知晓住房不是奢侈品，避免住房建设中的攀比现象；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推出农村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并进一步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15]，使农民愿意分配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支出。

5.2切实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适当控制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农民创业，继续加大政府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16]；政府应多管齐下，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击投机，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延缓家庭教育支出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拐点出现。

5.3完善政府的教育支出机制，发挥政府教育支出的乘数效应

政府需加大对农村教科文卫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优化政府教育支出的决策机制；改善政府的教育支出结构，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向农村尤其是偏远的贫困地区倾斜，提高教育质量，应提供最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17]，将重点投在改善师资水平和办学硬件设施上，显现政府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

入学教育的总结范文第4篇

家庭年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的有1439.2万人，占总人数的25.08％，比1981年下降了13.32个百分点，其中家庭年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下的人数为384.3万人，比1981年增加了125.03万人，占总人数的6.7％，与1981年相比下降了5.5个百分点；年家庭收入为25001至50000美元的为2380.1万人，比1981年增加了2.26倍，占总人数的41.47％，比1981年提高了7.07个百分点；年家庭收入在50001至75000美元的为1123.5万人，占总人数的19.58％；家庭年收入75000美元以上的人数为796.3万人，占总人数的13.87％。年家庭收入在25000美元至5000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成为最大的成人教育群体，年家庭收入在5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在成人教育中所占的比重也首次超过低收入者。1999年，美国接受成人教育者达6964.4万人，是1981年的3.28倍，占当年美国成人总数的35.82％。其中男性为3367.1万人，占总人数的48.35％，比1981年提高了4.31个百分点；女性为35973万人，是1981年的3.02倍，占总数的51.65％，比1981年下降了4.31个百分点。17至34岁接受成人教育的人数达2683.9万人，是1981年的2.34倍，占总人数的41.12％，比1981年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35至54岁接受成人教育者为3532.4万人，是1981年的4.82倍，占总人数的50.72％，比1981年提高了16.22个百分点；55至64岁接受成人教育者为621.9万人，占总人数的8.93％，比1991年提高了1.06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者为83.7万人，占总人数的1.2％。值得我们关注的是，35至54岁的中年人首次占据了美国成人教育的半壁江山。

美国成人教育者所达到的教育水平，未完成中学教育者427.1万人，占当年成人教育总人数的6.13％；完成中学教育者1503.7万人，占总数的21.59％，比1991年下降了4.68个百分点；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为202.5万人，占总数的2.91％；接受大学课程教育的人数为1386万人，比1991年减少了62.8万人，占总人数的19.9％，比1991年下降了5.34个百分点；获得准学士学位者569.8万人，是1991年的1.32倍，占总人数的8.57％，比1991年增加了4.27个百分点；获得学士学位者为1537.7万人，占总人数的22.08％；学习研究生课程者为1337.7万人，占总人数的19.21％；未获学位者（学学课程者）为235.3万人，占总人数的3.38％。接受各类高等教育者所占比重为53.93％，比1991年减少了10.26个百分点。1999年，美国接受成人教育者年家庭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者为937.2万人，比1991年减少了502万人，占总人数的13.46％，比1991年下降了11.62个百分点；年家庭收入在25001至50000美元的有2345.7万人，比1991年减少了34.4万人，占总数的33.68％，比1991年减少了7.79个百分点；家庭年收入在50001至75000美元的1735.6万人，比1991年增加612.1万人，占总数的24.92％，增加了5.34个百分点；超过75000美元的家庭为1945.8万人，比1991年增加了1.44倍，占总人数的27.94％，比8年前增加了14.07％。年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在成人教育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退居非常次要的位置。90年代后，美国的成人教育逐渐向终身教育过度，中老年人接受成人教育者比重逐渐加大，中高收入群体成为成人教育的主体。三进入本世纪后的2001年，美国接受各类成人教育课程学习的共计9141.99万人，占当年成人总数19873.9万人的46％，是1981年的4.3倍，比1991年增加了3402.89万人。其中，男性为4080.61万人，约占总人数的44.64％；女性5061.38万人，约占总人数的55.36％。女性高于男性10.72个百分点。从年龄上来看，17至34岁接受成人教育课程者为3274.61万人，占总数的35.81％，与1991年相比减少了7.15个百分点；35至54岁接受成人教育的有4360.74万人，占总人数的47.66％；55至64岁继续接受成人教育者为910.1万人，约占总数的10％；65岁以上者接受成人教育者为662.36万人，约占总数的7.25％。35至54岁的中年人仍然是最大的成人教育群体，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达17.25％。同年，接受成人教育者未完成中学教育的为687.8万人，比1991年增加了1.11倍，占当年成人教育总人数的7.52％；完成中学教育者为2196.6万人，比1991年增加了688.9万人，占总人数的24.03％；接受中学后职业教育的353.18万人，比1991年增加131.28万人，占总数的3.86％；接受大学课程学习的有1975.62万人，比1991年增加了526.8万人，占总数的21.61％；获得准学士学位的有680.39万人，比1991年增加了1.76倍，占总人数的7.4％；获得学士以上学位者为3319.47万人，是1991年的1.67倍，占总数的36.31％。接受各类高等教育者所占比重达65.32％，比1981年提高了7.93个百分点。

2001年，美国接受成人教育者年家庭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者为1206.81万人，是1981年的1.48倍，占成人教育总人数的13.2％。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家庭年经济收入越高，接受各类成人教育所占的比重也就越大，如，家庭年收入在25001至30000美元的，接受成人教育者为38.3％，比1991年提高了6.2个百分点；年收入为30001至40000美元的家庭，接受成人教育者为44.6％，比1991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年收入为40001至50000美元的家庭，接受成人教育者为49.1％，比1991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年收入为50001至75000美元的家庭，接受成人教育者为55.7％，则比1991年提高了9.1个百分点。可见，经济水平的提高是美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005年，美国接受成人教育的人数高达9393.9万人，是1981年的4.42倍，占当年16岁以上成人总数21160.7万人的44.39％。其中，男性为4172.4万人，占总人数的44.42％；女性为5221.5万人，占总人数的55.58％。从年龄上来看，16至30岁接受成人教育课程者为2504万人，占当年接受成人教育总人数的26.66％；31至40岁者有2083.9万人，占总人数的22.18％；41至50岁者为219823万人，占总人数的23.4％；51至65岁者为1876.7万人，占总人数的19.98％；66岁以上接受成人教育者为731万人，占总人数的7.78％。尽管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中老年人已经成为美国成人教育的主力军。同年，美国未完成中学教育者685.1万人，占总人数的7.29％，比2001年略降;完成中学教育者为2095.5万人，比1991年增加了587.8万人，比2001年减少了101.1万人，占当年成人教育总人数的22.31％；接受大学课程学习者为3007万人，是1981年的5.67倍，比2001年增加了1031.38万人，占总人数的32.01％；获得学士以上学位者为3606.3万人，比1981年增加了4.23倍，与2001年相比增加了286.83万人，占当年总人数的38.39％。接受各类高等教育者占成人教育总数的70.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比1981年提高了13.01个百分点。2005年，美国接受成人教育者从年家庭收入情况来分析，年家庭收入为20000美元以下的有955.2万人，比1981年增加了139.12万人，占当年接受成人教育总人数的10.17％，与1981年相比减少了28.23个百分点；年家庭收入为20001至35000美元者有1286.6万人，占总人数的13.7％；年家庭收入为35001至50000美元者为1412.2万人，占总人数的15.03％；年家庭收入为50001至75000美元者为2249.4万人，占总人数的23.95％，年家庭收入为75001美元以上者为3490.4万人，占总人数的37.16％。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1981~2005年间是美国成人教育得快速发展时期，其规模扩大了3.42倍；二、女性在美国成人教育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其接受成人教育的比重平均约比男性高出11个百分点；三、从年龄构成来看，25年来，美国的成人教育从年青人占大约54％到中老年人占大约60％，这表明成人教育已成为美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已经成为学习型社会；四、从家庭收入结构来看，25年来，美国接受成人教育者的年家庭收入从25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占54％到年收入50000美元以上的中高收入群体超过61％，这说明教育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五、美国成人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所占比重从1981年的57％提高到2005年的70％，这说明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人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为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总之，美国成人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成人教育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足资借鉴。

入学教育的总结范文第5篇

一是以“抓班子”为切入点，加强民主团结，构建合谐团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习，不断加强班子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改造，不断提高班子成员的工作和领导水平。班子成员在“班长”的带领下，认真学习贯彻《干部选拔任作用条例》、《廉政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和《津市市领导干部“五五”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积极开展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充分发扬民主，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虚心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善于采纳合理化建议，坚持人、财、物等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班子成员开诚布公、坦诚相待，上下齐心、形成合力、促进工作，为党工委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二是以“带队伍”为关健点，努力带出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坚决做到“出成绩、政绩，出经验，不出问题”，让干部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不断提高干部的执政水平。进一步搞好规范化服务型机关的建设，坚持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的要求，努力增强党委统揽和把握教育工作全局的能力。通过强化“办人民满意教育”理念，顺应构建和谐教育的要求，谋求教育发展新思路。坚持科学发展，敢在普教、职教、幼教、社会力量办学四路争先。紧紧抓住提高“教育质量”这个中心，围绕学校安全、师德师风、队伍建设、德育建设这四个基本点，突出教育布局调整、排危、信息技术教育、师培、调研、督导、用人机制、干部梯队、干部激励和各项制度建设等十大重点，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稳步发展，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是党委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坚持“举旗帜、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要求，加强班子自身建设，认真按照“党要管党”原则，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党委讨论重大工作时，尤其是在涉及他人切身利益或工程招标等问题上，始终坚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群众监督作用，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班子内部团结，作风实，风气正，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较好体现。

四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结合作风建设，贯彻落实中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专项治理等专项活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特别对干部工作中的选人用人上，把监督贯穿于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管理的各个环节，力求监督关口前移，超前防范。坚持任人唯贤，坚决防止不正之风，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五是突出主题，狠抓活动载体。

1、教育局机关以“服务中心、建设队伍、改进作风、提高效能、创满意机关”为主题，以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为重点，通过党员示范岗、党员示范窗口、结对共建等发挥党员作用，切实改进机关干部作风，提高服务质量，创建人民满意机关。

2、各基层党组织以“推进教育改革、服务教育强市、办人民满意学校”为主题，以“党员示范岗三创三争活动”为重点，开展“师德师风双评议”（家长评议学校、学生评议教师）活动、“师德承诺与反思”活动、“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习宣传月”活动、“师德师风示范校”创建活动。

3、“到户工作法”得到了较好的运用。局党委领导干部带领包点股室站党员下到联点学校，调查了解情况，摸清底子，建立帮扶结对联系对象，把机关党员的示范作用辐射到学校党员、教师和学生。各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到年级、到班级、到教研组，各党员到包班、到学生。上下联动，形成了创先争优活动帮扶结对联系网络。

4、围绕主题，将创先争优活动融入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高考学考期间，一中、二中、五中、灵中等考点党组织高调开展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争创优秀考点，争当优秀考官”的活动，确保了高考学考的顺利进行。一小、二小、五中等学校党组织开展了党员课堂教学示范课活动，一小语文教研组今年被评为常德市芙蓉标兵岗，一小党员马瑶芳老师被评为常德市芙蓉标兵。一小、双济等学校党组织开展了营造书香校园党员带头读书活动，提出了“党员教师日学一小时，月读一本书，年写一万字”的目标要求，涌现了李悦、吴丽萍、熊运梅等党员读书活动积极分子。一中党组织开展了党员示范岗星级活动，涌现了徐元清、易建华等学校星级党员。教育局机关、一中、二中等32个党组织认真开展了党组织和党员党性分析活动，撰写党性分析报告980多份，各党员根据党性分析过程中需要整改的问题向党组织递交了公开承诺书。开展了“一人一瓶水，爱心送灾区”特别行动，教育系统党员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群众捐款近30000万元。

【2012年教育局领导班子工作总结】 的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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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狠抓教育均衡发展，强化品牌学校建设。

2、义务教育阶段合格学校建设加速。一是我市已建成合格学校9校。今年市委、市政府计划再投入800万元完成保河堤镇中心小校、渡口镇中心小学和市七小等3所合格化学校建设。二是现保河堤镇中心小校教学楼三层封顶，学生宿舍楼破土动工；渡口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和学生食堂工程完成了招投标和老食堂的拆除开工兴建；市七小的实验室和操坪已做出了建设规划。三是补充图书资料和实验器材及实验药品。

七是推进素质教育，强化评价机制，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1、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抓好德育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德育教育活动。注重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开展青少年道德教育主题活动。举办“校园拒绝xx图片展”、主题团会、班会、手拉手献爱心活动、远离三室一吧活动、志愿者活动、诚信教育、做合格公民活动等；坚持升降国旗，保证德育教育的效果；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办好校园广播、宣传橱窗、学习园地、板报、简报等，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文明守纪的良好习惯。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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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调查队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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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深化教育内部管理，塑造教育良好形象。

2、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一是强化师资培训。启动了新一轮继续教育教师全员培训工作。全市300余名教师已上网学习，参加远程教育培训。落实了英特尔未来教育教师培训人员22名，选派了6名初中校长参加常德市校长培训，2名小学生理健康教师、5名小学音体美教师参加常德市骨干教师培训，举办了普通话培训班，55名教师参训，举办信息技术高级培训班，84名教师参训，落实了暑期省市教师培训的参训人员。32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全市建党培训，发展预备党员18名、转正预备党员10名。二是通过“车胤名师培养工程”、专业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学生评议教师、教师评议校长、家长与社会评议学校的“三评”制度及教师考评末位淘汰制度、校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和述职制，逐步缩小城乡教师学科、年龄结构上的不合理差距，建立健全教师激励机制，建设高素质师资与行政管理队伍。按照“监督、检查、评估、指导”的要求建设教育督导队伍。

3、坚决治理教育乱收费。加大了监管治理力度。一是开学初重申了“三个禁止”和“三个一律”的要求，即禁止擅立项目、禁止提高标准、禁止扩大范围乱收费，违者一律清退、一律没收、一律查处。二是组织了教育系统内部的财务收费专项检查，督促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按文件所规定的收费范围、项目、标准，本学期入学人数，上学期教育经费收支情况三项内容全部张榜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三是与市纪委、市物价等部门对所有中小学收费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严禁超范围、超标准、超价格的违规现象发生。通过不断治理，我市教育收费行为进一步规范。

4．强化教育审计。一是配合市财政对“普九”债务化解进行了再清理、再认定，对用于支付化债经费中的校舍改造部分进行了再核实、再审定。二是进一步落实审计职责。对项目工程招投标参与审计，对预算评审加大了工作力度，改变了过去只重决算审计而忽略预算审计的工作思路与方法。三是积极参与由市财政牵头组织的学校债务清理，派出专业会计二人参与清债，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有力依据。

九是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办学，积极发展成职教事业

1、突出《职业教育法》抓手，发挥职业中专的“龙头效应”。一是进行了全市乡镇农校摸底；指导灵泉农校开展教学活动；协助组织职业中专学生参加全省职业能力等级考试。二是完成了“职业教育省级督导评估”的准备工作，协助“津市市职教中心”迎接“省级示范性职教中心”验收；配合市人大对我市落实《职业教育法》专项检查。三是组织职专学生参加常德市职业技能大赛，获一等奖4人，二等奖7人，三等奖5人；津市市职业中专获得了组织奖和团体二等奖及优秀赛点等荣誉。

2、进一步强化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深入调查了各类短期培训班发展状况。一是给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办学教育机构换发了新的办学许可证，对一批办学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力量办学的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实行招生简章、招生广告登记制度，规范招生行为，化解民办幼儿园的招生矛盾，严格审核社会力量办学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的宣传内容，对其进行登记备案，严格控制失实的招生宣传，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三是进一步理顺了常规管理，着力推进了规范化建设。为着手实施民办幼儿园“百分百”管理方案，下发了资料、方案，为下半年纳入年检全面实施和执行，步入规范化轨道打好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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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狠抓隐患的排查消除，确保教育大局安全稳定

1、狠抓制度建设，层层签订安全责任状。

2、狠抓安全卫生工作。一是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建立健全安全卫生工作的长效机制。树立了“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制订了各项责任目标和事故责任追究制，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二是克服困难，强化各项举措，积极消除学校安全隐患。对学校食堂、小卖部、实验室、宿舍、门房等重点部位和饮水、用电、消防、药品、课外活动等薄弱环节进行了隐患排查和整改，加强了对经营场所的环境整治、从业人员的健康检查、基础设施的建设、物品的保管和食品的安全卫生等的管理。三是以人为本，广泛开展对师生的安全卫生教育，提高了师生在紧急情况下的避险能力和自救能力。

十一是充分发挥整体职能，各项工作齐头并进

1、工会工作亮点多。一是组织召开了全市校务公开流动现场会，全市21所学校校长、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监察局、市政府办、市政务中心领导观摩了市一中、翊武中学、白衣中学校务公开情况。二是完成了妇女与儿童十年发展规划。三是完成了教育系统人口普查工作。四是计生工作接受了常德市和本市级的评估验收。五是指导市七小接受了省关工委示范性家长学校的督导评估。

2、勤工俭学取得新成绩。一是更新观念，树立了工作信心。二是按照年度工作目标，认真抓好上半年工作的落实，抓教辅资料的发行，抓学校超市的服务质量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4、教育宣传工作再结硕果。积极办好教育信息网。一是坚持每月发稿20篇以上。二是配合局中心工作开辟了“机关作风建设”和“创先争优活动”专题。三是教育宣传网络日趋健全，骨干通讯员作用充分显现，信息报送工作明显加强，通讯员、信息员工作自觉性极大提高。上半年，教育宣传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较好成绩，我们在市级媒体刊（播）发教育宣传稿件68篇，其中市级45篇，常德市级23篇，向市教育局、市委、市政府报送信息30余条，其中13条分别被《常德教育》、《常德市人大教科文卫通讯》采用。编印《津市教育》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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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问题与今后打算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市教育工作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市委的要求还有差距：一是影响教育稳定的因素较多。二是在对学校各级干部的管理、教育等方面还有漏洞等。三是对党委班子的学习还待进一步加强。学习内容还要进一步充实，制度上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力争圆满完成全年教育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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