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增值服务方案{2024年最新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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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增值服务方案范文第1篇

[摘要]新形势下病历档案具有重要价值,利用范围、利用量不断扩大,旧的管理模式和观念不断适应需求。更新观念,改变职能,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做好新时期的病历档案管理工作。

[关键词]新形势;病历档案;管理

[中图分类号]R197.3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959(2009)11-0263-01

病历是病人从入院到出院在医院治疗的全部文字记录,是治疗过程中的真实记录,是现代医学的法定文件,具有重要价值。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信息化社会的高速发展,保险行业的兴起,患者法律意识的增强,病历传统的管理和内容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要求。因此病案管理人员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更新观念,努力学习提高服务意识和业务能力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求。

1 转变观念,改变职能

一直以来病案室管理人员只是单纯的收集、整理、编目、保存,被动地提供病案资料,利用率低资源浪费。新形势下,病案的利用范围不断扩大,利用量也越来越大,使用对象不仅是医务工作者而是发展到社会各阶层。病案管理的内涵已由过去的收集、整理、编目、保存发展为着重对病案内容信息的提取、分析、整理、传递,由单一的服务变为全方位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最大限度服务于临床,真正从资料中要效益、要科研、要管理决策。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病案又涉及到医院处理医疗纠纷等问题,病案室同时也成为了医院对外服务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病案管理人员要转变观念,掌握管理知识、医学知识、统计知识、计算机知识、法律知识和现代化管理技能,才能更好发挥病案在医学、教学科研中的作用,充分体现病案的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通过服务实现病案管理工作的价值[1]。

2 加强病历的质量管理

多年以来,病历书写质量始终是医院医疗质量管理的重要组织部分,也始终是“屡教不改”的“老大”。一些质量缺陷,不论是外在质量,还是内在质量都很难达到质量管理标准。这些问题早已成为“老生常谈”。新的形势要求医院三级医生及时地、规范地写好病历,严格要求医务人员参照《病案书写规范》进行书写。严禁涂改、伪造,实习生、进修生书写病案后由带教老师及时检查,不得刮、粘、涂等,修改后要注明修改日期和签名,真正做到书写的病案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保证每份病案的真实性、可靠性。使之能坦然面对社会各个需求病案的部门,充分发挥病案的作用。病案质量的管理必须从过去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过渡到综合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及社会监督等多种手段,形成完善的质量行为规范体系。变被动地接受管理为主动地参与管理,客观上形成一个上级主管部门,质量监督

部门和法律部门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使病案的书写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和提高[2]。

3 完善借阅制度

病案既是医疗教学科研的资料,也是确定医疗费报销的凭证,还是司法部门解决医疗事故的重要依据。随着新的医疗制度不断加深改革,制定严格的借阅、查阅等制度,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是病案管理适应新形势的必然要求。病案资料一旦进入病案室保存,无论任何人任何理由查阅病案都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除涉及对患者实施医疗活动的医务人员及医疗服务质量监控人员外,其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擅

自查阅患者病案。必须制定适合本院的借阅制度,对患者实施医疗活动的医务人员借阅应由病案工作人员做好借阅登记。其它医务人员必须经过医务科同意方可查阅病案资料,并且必须在病案阅览室查阅,不能将病案携带出病案室。因其它原因如教学、科研、病案讨论等需要外借病案时,必须由医务科出具书面认可书,由病案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嘱其妥善保管,限期归还。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案件需查阅病案资料的,必须出具采集证据的法定证明及执行公务人员的有效身份证明。

4 做好病历复印工作

医疗增值服务方案范文第2篇

1调研指标与样本分布

调研立足于卫生公平价值理念系统的四要素,结合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内容,选取了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公共卫生项目覆盖率、基层卫生资源利用率、医疗卫生服务地区差异、新农合实施效果等指标,作为考察的变量,以揭示浙江农村区域性卫生公平差异。调研运用了5点级的“语义差别满意量表”来测评浙江农民对各项指标的满意度,以此作为差异分析和对策优化的切入点。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调研以2008年浙江人均GDP(42214元)为标准,将全省11市分为1~4类地区(1类地区含杭州、宁波市;2类地区含绍兴、舟山、嘉兴市;3类地区含湖州、台州、金华、温州市;4类地区含衢州、丽水市),运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共抽取36个县(市、区),发放问卷144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8份,有效率为72.1%。

2数据统计与问题分析

2.1农村基层卫生资源相对不足,农民总体满意度较低自2003年以来,浙江通过调整和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布局结构,逐步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截至2007年底,全省有乡镇卫生院1671个,卫生人员5.4万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06个,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室)6319个,社区责任医生3.1万人,农村基层卫生设施和服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2]但是,相对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平均水平而言,浙江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较为薄弱:乡镇每千人医院数为0.0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为0.17、社区责任医生数为0.91,村级医疗资源及水平更为有限。调查显示,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率仅为13.2%(见表1)。分地区而言,嘉兴、绍兴、舟山、湖州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较高,衢州、丽水、宁波、台州地区次之,杭州、温州、金华地区较低。受经济发展程度影响,1、2类地区农民预期购买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显著高于3、4类地区。2类地区农民对“医疗费用”、“医疗技术”、“医疗服务态度”等指标的满意率均居全省后列,其中,农村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和使用质量矛盾较为突出。3类地区医疗费用最低,与该地区“应就医而未就医”比重较高相关。4类地区的医疗可得性受交通不便、耗时较长等因素影响十分显著。此外,造成2、4类地区满意率急降的原因在于部分地区的异常偏离,如2类地区中的绍兴、舟山和4类地区中的丽水,上述地区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浙江农村三大类12项公共卫生项目达标率为91.2%,县、乡(镇)级卫生监督网络逐步完善。调查显示,农民对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社区责任医生的满意率为72.6%和78.2%。其中,除2类地区的两项指标均高于全省均值2.8和3.4个百分点外,其他地区指标均低于全省均值,尤其是3类地区两项指标落后于全省均值1.0和2.1个百分点,为全省满意率最低的地区。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农民基本卫生常识知晓率为71.6%,2类、1类地区分别高于全省均值2.3和1.0个百分点,3类、4类地区则低于全省均值1.3和1.8个百分点;农民健康档案建档率为81.3%,1、4类地区高于全省均值3.1和1.0个百分点,而2、3类地区则落后0.2和1.9个百分点;全省60岁以上老人体检建档率为82.9%,1类地区高于全省均值0.7个百分点,而2、3、4类地区分别落后0.4、0.1和0.1个百分点。此外,农民对公共环境卫生的满意率为24.1%,主要问题集中在污水乱排(64.2%)、垃圾乱扔(61.3%)、饮水不卫生(28.7%)等领域。分地区而言,1~4类地区分别为26.3%、25.9%、22.8%、22.6%,呈明显的梯度特征。

2.2农民就医习惯不够理性,基层卫生资源利用率有待提升调查显示,农民应就医而未就医比例为59.4%。其中,2类地区农民选择“小病不治”、“自己买药”方式的比重最高,就医可能性最低;1类地区农民主动就医率最高,3类地区最低;4类地区农民因医药费用过高而放弃对大病治疗的比重为全省均值的2.9倍,突显了医疗救助在该类地区的“网底”功能有待强化(见表2)。在就诊地选择上,农民患“一般病”时,选择县(市、区)医院就诊率偏高,一方面增加县市级医疗机构医疗负担和农民医疗支出,另一方面导致乡镇及以下医疗机构业务量下降,影响基层卫生资源运转和发展,抑制农民就医可能性。分地区而言,1类地区农民选择县市级医院的比例高于全省均值4.5个百分点,而4类地区则低于全省均值7.1个百分点。受各类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影响,宁波、绍兴、舟山、温州四地的常见病患者在乡镇及以下医疗机构就诊比例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3区域性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差异显著,均等化程度较低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影响,浙江农村医疗服务供给的地区差异较大。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县(市)级一般预算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占总额比重的均值为6.1%,各市之间变异系数(CV)为0.13,地区差异相对较小。但是,受各县(市)财政总量和人口基数差异的影响,各县(市)医疗卫生支出总额和人均支出差异系数则高达0.51和0.47。以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为例,1类地区指标(杭州181.0、宁波233.3)显著高于全省均值(140.7),实际服务供给能力最强;2类地区中的舟山高于全省均值,嘉兴、绍兴与全省均值持平,供给能力随之下降;4类地区中的丽水与全省均值持平,衢州(114.1)人均指标低于全省均值18.9%,供给能力较弱。3类地区中的湖州、金华与全省均值持平,台州(106.3)、温州(105.1)人均指标落后于全省均值24.4%和25.3%,实际服务供给能力最弱。[3]更进一步,从均等化角度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各项指标进行比较发现:乡镇卫生院设置率、规范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率、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民健康档案建档率、新农合参与率等指标的全省均值较高(67.3%≤-x≤100%),地区差异较小(CV≤0.20),供给总量较为充裕、地区均等化程度较高;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率、村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与医生配置率、粪便无害化处理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等指标的全省均值较低(35.4%≤-x≤65.1%),地区差异相对较大(0.25≤CV≤0.39)。其中,丽水、衢州、金华地区的全部指标,台州、温州地区的村级卫生室与医生配置率、垃圾集中处理率指标,湖州地区的粪便无害化处理率指标均居于全省后列,与嘉兴、宁波、杭州等先进地区差距显著,已成为了制约全省均等化供给的主要因素。

2.4新农合医疗保障能力偏弱,各地区实施效果差异较大目前,浙江新农合参保人数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0%,年人均筹资水平135.9元,住院补偿率达31.2%。通过实施“住院兼顾门诊统筹”模式,参合农民受益面稳步提高。调查显示,农民对新农合满意率为43.6%(见表3)。在不满意归因中,由于新农合强调县级大病医疗统筹,容易产生受益面小、补偿率低的弊端。门诊统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受益面,但补偿率有待提升。在服务效率上,47.3%的农民认为“先付款后报销”手续应简化为“窗口报销”、“即时结报”等简便办法。47.2%的农民认为由于缺乏有效的费用监控制度,存在着“定点医院收费高”等问题。“定点医疗机构较少”、“外出务工人员异地就诊报销不方便”等问题需要加以关注。与此同时,“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农合筹资机制受地区经济差异和农民支付能力等因素影响,在各个地区的实施效果差异较大。对2007年参合率和筹资水平的分析显示,37个参合率在95%以上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宁波、嘉兴、杭州地区;21个参合率介于90~95%的县(市、区)主要分布在2类地区;29个县市区参合率在90%以下,主要集中在温州、台州、丽水地区。[4]90.4元的年度人均筹资水平仅占上年农民纯人均收入的1.2%。其中,最低的衢州地区(61.7元)仅为最高嘉兴地区(131.0元)的47.1%。4类地区中93.3%的县(市、区)人均筹资均介于60~69元,与其他地区差距显著。参合农民住院受益率、门诊受益率的地区差异情况也大抵相似。总体而言,新农合地区发展差异较大,总体保障能力偏弱。

3对策与建议

3.1优化投入机制,加强卫生筹资和供给能力当前,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建设经费来自于各级政府依据国家规定的常规性投入和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在公共卫生服务业务经费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完善投入机制的首要路径是建立财政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倾斜。[5]为此,新近出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提出,投入8500亿的增量主要是用于改善医疗资源配置和服务不均等,并进一步强调了投入供方的资金增量的着力点是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建设、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培训等领域。但是,《实施方案》同时也确定了中央和地方4∶6的投入比例,对以地方公共财政为基础的区域性卫生公平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短期内难以消除省域内部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差异,改善区域性卫生公平性的主要筹资方式应借助省级卫生转移支付。因此,要重点加强省级卫生转移支付或卫生专项补助对3、4类地区的倾斜,尤其是增强其县乡级基层医疗卫生筹资和供给能力。与此同时,各市县的财政政策应侧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地方均等化。此外,基于付费意愿的测评(即要求农民按付费意愿由强而弱,赋予“医疗卫生服务”1~5的加权分,统计分数之和并求取平均分)显示,农村社区内生型供给的条件日趋成熟,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化供给比率(表现为提及率)也日趋增加(见表4)。根据表4,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付费意愿的全省均值为2.87,1~4类地区数值分别为2.83、2.78、2.91、2.89。其中,湖州、舟山、温州地区的付费意愿最为强烈。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化供给比率的全省均值为19.5,1~4类地区数值分别为16.8、19.1、21.9、13.5。其中,3类地区的金华、台州的社会化供给率最高。因此,可以在上述合适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村级卫生室服务等特定领域中,运用购买服务、政府补助、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增强卫生筹资能力,扩大服务总量。

3.2尊重区域性需求差异,优化医疗卫生服务结构在卫生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农村各项医疗卫生服务决策与供给应根据各地区的需求强弱进行轻重缓急的秩序安排,以谋求最大化的有效供给率。基于农民需求意愿的测评(即要求农民基于需求意愿,赋予“医疗卫生服务”1~16的加权分,统计分数之和并求取平均分)显示,浙江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强度均值为6.21,位于“强烈需要”层次(见表5)。聚类分析显示,各地区需求层次有所差异:绍兴、湖州地区位于第一层次,舟山、温州地区位于第二层次,杭州、衢州、台州、金华、宁波地区位于第三层次,丽水、嘉兴地区位于第四层次。因此,有效供给应立足于农民需求,结合地区均等化指标,制订差异性的投放策略,其基本原则有二:一是针对全省均值较高、地区差异相对较小的指标,应立足地区需求强度,制订相应的优先序列、丰富内涵、提升效率的对策;二是针对全省均值较低、地区差异相对较大的指标,应根据需求强度由高到低的序列,分层次、有阶段、分重点地加以推进。应充分重视高需求强度地区的先导功能,综合运用布局调整、重点扶持等方式,对薄弱地区落后指标(如丽水、衢州、金华的行政村环境卫生整治率、村级(社区)卫生服务站及医生配置率,台州、温州的村级卫生室与医生配置率、垃圾集中处理率,湖州的粪便无害化处理率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和促进。上述基本原则的确立,并不着眼于通过平均主义的方式来消除客观存在的区域性差异,而是基于卫生公平理念和均等化的分配原则,旨在通过卫生资源配置优先权的方法来控制和缩小区域性的卫生公平差距,其本质也是一个伦理价值选择的过程。[6]

医疗增值服务方案范文第3篇

2009年4月6日，新医改方案正式对外公布，根据该方案，2009年至2011年，中国将斥资人民币8500亿元推动医疗体系改革。“新医改”大蛋糕引发中外医疗器械和医疗软件厂商摩拳擦掌。新医改将为医疗行业带来什么机遇?中外各医疗器械厂商的竞争优势何在?

医疗行业迎来发展机遇

近年来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快速发展，所有制类型以私营企业、外商企业为主。2003～2007年间，行业销售收入年平均增速为27.08％，利润年平均增速为33.73％，除2005年行业利润增速大幅下降、低于收入增速外，其余年份的利润增速均快于行业收入增速。2007年，中国共有298家私营医疗器械企业、240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国有企业仅36家、集体企业25家。

经济危机下，有“永远的朝阳产业”之称的医疗行业备受关注。居民财富的增长和对健康重视的提升，为医疗行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增量需求。在金融危机的恶劣背景下，与电力、钢铁、建材等业绩下滑的行业不同，医疗行业有望成为避开市场低迷的阵地。

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将再次催生医疗市场的扩容。2009年4月6日，新医改方案正式公布，新医改将重点进行五项改革，分别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未来三年内，中央将重点支持2000所左右县级医院建设，2009年将完成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支持改扩建5000所中心乡镇卫生院。虽然8500亿元的具体分配尚不明确，但是业内普遍认为医疗器械和医疗软件行业将受惠新医改。IDC预测，到2010年，中国医疗IT硬件、软件与服务市场投资规模将达到120多亿元人民币，东软COO预计，新医改带动的医疗设备投入将达到160亿元，医疗信息化投入至少100亿元。

中外医疗厂商竞争态势分析

跨国巨头主要占据中国高端医疗器械市场，国内企业在中低端市场具有一定知名度。凭借技术优势，跨国公司占据了中国近70％的医疗器械市场，且均是高端市场。省市级医院除了一些常规消耗性产品外，主要的医疗器械均是外资产品；县区级医院，有2／3的医疗器械采用外资产品；只有乡镇、街道医院才多用国产品牌。以放射诊疗设备为例，CT多使用GE的设备，核磁共振成像装置主要由西门子提供，血管造影设备则大多使用飞利浦的产品。中国本土大多数医疗器械企业以生产中低端产品为主。迈瑞公司、威尔科技、万东医疗和新华医疗是本土医疗器械的领军企业，在几年前就开始为迎接农村市场的崛起做准备，在低端市场有一定知名度。

随着国家对农村基本医疗建设的重视，跨国企业也开始向农村医疗市场渗透。从2007年起，中央财政开始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乡镇卫生院的设备更新和添置。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容，吸引了跨国公司做出战略性调整，参与该领域的竞争。例如，2007年4月，西门子发起了为期5年的农村医疗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00万美元。2007年10月，锐珂医疗向宁夏农村基层医院提供价值1000万元的数字化远程影像解决方案，协助当地开展“农村医疗信息化试点项目”。200B年10月，西门子与卫生部合作在陕西洛川建起了“西门子新农村医疗示范中心”，借此在中国农村推广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设备解决方案和医疗服务模式”。

新医改方案公布后，中外医疗器械和软件厂商纷纷出手，旨在抓住未来市场机会。IBM在新医改方案公布两日后，就推出了“智慧医疗系列解决方案”，以求争得新医改带来的区域医疗、电子健康档案等软件需求。在今年4月份举行的第61届医博会上，中外企业纷纷推出更具针对性的新产品，强化本土市场策略。多家国内外医疗器械商都推出了针对“新医改”的数字医疗设备全面解决方案，并了其相应的新产品。

中外厂商各有优势，有望共同分享新医改大蛋糕。外资厂商占据技术优势，全球医疗行业经验也更为丰富。作为全球医疗软件系统的领先供应商，IBM已为美国多个州提供了电子病历系统和区域性医疗解决方案，IBM“智慧医疗系列解决方案”中的医疗协同平台便引进了美国的先进方案，并根据中国医疗的需求进行了本地化。基层医疗机构更倾向于配备基本医疗器械，这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机会。专家调研结果指出，基层配备高端设备造成资源浪费，装配设备应从当地实际出发，而在中低端设备上，国内厂商的技术水平与外资相差无几，渠道方面优势更明显。政府在进行医疗器械采购时，将更倾向于国产厂商，这对国产厂商也是一大利好。

结论和展望

中国医疗市场潜力巨大，将吸引更多厂商加入竞争，中外厂商的争夺也将呈胶着态势。发达国家医疗设备器械产业和制药业的产值比为1:1.9，而中国这一比率仅为1:5。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机构将不断淘汰老旧残次医疗器械。据统计，占据中国医疗机构总数80％以上的基层医疗机构中，有约15％的设备是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产品，60％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产品。中国医疗市场的发展潜力将吸引更多厂商加入到该领域的竞争行列，第61届医博会共吸引了来自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余家企业参展，创近年来新高。中外企业各具优势。未来一段时间内竞争态势必将激烈。

医疗增值服务方案范文第4篇

特需服务价放开，会稀释原本就稀薄的公共医疗资源吗？会激活公立医院的逐利倾向导致“看病更难”、“看病更贵”吗？

价格放开不是“洪水猛兽”

张燕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外科主治医生）

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不尽合理，医疗服务价格无法充分体现市场变化、医院等级差异、医疗风险以及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服务价值，公立医院不得不通过特需服务来弥补基本医疗收入的不足。

而特需医疗服务中的部分项目医院自主定价，更能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曾有学者对上海市三级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发展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2013年，上海市三级医院特需服务药占比为30.3%，其中门诊药占比为37.1%，住院药占比25.8%，而同期全员的药占比则高达42.3%，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的药占比分别为54.4%和32.6%。

这说明特需医疗服务更多的体现了医疗技术服务的体格，体现了医生在医疗服务中的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近年来推行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向相一致。《北京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方案的思路也是积极的。

但更审慎地看，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服务是历史产物，而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需系统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一直都有限制，即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一方面，这样的一个体量，难以承担体现全体医生劳动价值的重任，只有开放医生自由执业，才能有效平衡社会医疗资源，将公立医院的就诊人群分流。

另一方面，有这样一个“天花板”在，患者也无需过分担心价格放开后会进一步激活医院逐利的“洪水猛兽”，导致“看病更难”，“看病更贵”。

建立公立医院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办医，还原公立医院公益属性，以上三点应该齐头并进。此外，还应建立新的人才薪酬机制，丰富绩效考核量化因子，改变目前医生出诊费只能靠职称级别来体现的尴尬局面。

满足差异化需求，我愿意埋单

韩璐（大学教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建档产检）

以一个曾在特需门诊建档、产检、生产的患者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比起对特需医疗喊“斩断”“切割”，让其活在“满足差异化社会需求”和“挤占公共资源”的舆论夹缝里无所适从，放开特需医疗服务价格，交由市场决定并让患者理性选择是务实之举。

不然，非让稍高收入人群也加入到排队的队伍中去？事实上这样不是更加剧了排队人群挂号和就医的困难？

社会高速发展至今，如果不能正视社会不同收入人群的不同需求，将“基本医疗”和“特需服务”囿于公立医院的围墙内“左右互搏”，抱持有违公益、违背公平、难保公立的态度和立场将特需服务“一棒打死”，是难以实事求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任何时候，公平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我的感觉是，基本和特需的划分与医院等级无关，与医院的性质是公办还是民营也关系不大，两者的差异反映在经济关系上。如果我的支付能力不足以保障我可以在美中宜和、和睦家（二者皆为高端私立妇儿医院）围产，那公立医院普通门诊之外，可不可以容许公立医院特需门诊来满足我正常的医疗需求呢？

但有一点，我们对“特需”的理解需要更新。特需是什么？是高端服务+高端技术？还是高端服务+基本技术？北京的很多医院看下来，在设计特需病房或门诊时往往考虑的是VIP的身份，比如在手术室门外设茶座，把病房装修得像酒店而不像医院;而一些国外的特需或者高端病房更强调无菌，为预防交叉感染，所有装修都参照标准严格设计、运行。

一句话，如果我国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服务能更多体现医疗技术服务的价值，我愿意为其埋单。

提高质量才是特需医疗改革的诉求点

洪鹏（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医生）

北京市要放开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价格的消息一出，有点赞：这符合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发挥作用。但更多是担心：放开特需服务价，会否导致特需服务范围扩张？会不会助长公立医院的功利追求，做大其“堤外损失堤外补”的畸形经营战略？ 会不会令特需医疗变成“天价医疗”，增加患者负担？

围绕特需医疗，似曾相识的舆论交锋一直都在。

近几年，上海、北京都曾宣布“剥离”或逐步削减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服务，诸多的研究和舆论直言“取消特需医疗符合公共利益”。

但一系列的提问如影随形：缺失了特需医疗这部分的收入，公立医院的巨大损失如何弥补？公立医院回归公益，社会资源有能力承接特需、高端服务吗？

无论是切掉特需医疗这颗“肿瘤”，还是放开特需服务价交由市场调节，所有动作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会给医院、医生和患者带来“痛”，问题在于能否以这种“痛”换来不再看病贵、看病难的“爽”？

显然，只对特需“动刀”很难令医疗体系整个肌体焕活。

现如今，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更需要一个较好的就医环境和细致全面的诊断治疗;政府对医院补偿机制不足与医院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冲突;医务人员需要价值彰显，但现行体制机制无法充分满足。基于此，特需服务才会存在，才有合理性。

那么提高服务质量，才应成为特需医疗改革的真正诉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开特需服务价，让市场“标价”医生价值更透明、更科学，也给患者机会更理性选择，对于减少过度占用优质医疗资源、提高特需医疗服务质量不无裨益。

要实现特需服务改革短期、长期目标的有序衔接

何达（博士，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卫生资源配置与规划）

对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可能存在的诱导需求，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明确区分基本医疗服务与特需服务，防止诱导医疗服务的发生;通过开展特需服务规模的研究和政策引导，结合各地、各医院的实际情况，逐步缩小特需服务的比例;通过严格管理特需医疗收入用途，对基本医疗收入亏损济宁弥补，短期内实现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科学、规范、有序管理和运营。

但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

首先，特需医疗因为占用了医院的医务人员和技术，影响了基本医疗服务的质量和供给，而医院通过收取高额费用获得收益，不符合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定位。此外，通过不同的收费区分患者，会引发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影响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回归。

同时，特需医疗因为服务水平、床护比等指标尚达不到高端医疗的标准，从而既不符合高端医疗的特征，也不属于基本医疗范畴，定位较为尴尬。

医疗增值服务方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利用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4-0063-01

一、医疗纠纷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的作用

1、为医院管理者兑现奖惩、改进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每个医疗纠纷案件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但遵循一定的路径，众多医疗纠纷案件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比如：某个科室、某个医生、某个诊疗环节、某项技术应用等有可能是多个纠纷的共同点。档案管理人员把内容详实的医疗纠纷档案提供给医院管理者。使得管理者通过管理手段剖析纠纷产生的起因、经过及结果，找出医院内部医疗业务建设和管理制度建设中的缺陷，对事应立即纠正，对人应落实相应处罚，及时落实整改措施。

2、为住院医师医疗业务能力的提升提供帮助

完整的档案资料是对医院各项医疗质量管理工作正常开展的有力支持。医疗是询证医学，医师可以通过对医疗纠纷的档案学习获取经验来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一是有利于诊断质量的提高。完善的治疗方案依赖于及时、正确的诊断。二是有利于诊疗质量的提高。通过治愈率、死亡率、抢救成功率等指标反应治疗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三是有利于医疗安全水平的提高。医师与病患进行有效地沟通，使双方的心理距离彼此贴近，以避免同类不良事件的发生，确保医疗安全。

3、为维护病患利益提供有效保障

近年来，随着公民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医疗纠纷日趋常态化。越来越多的医院设有专门的机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疗秩序。新型医患关系的发展变化为医疗纠纷档案的形成提供了基础。目前，医疗纠纷档案涵盖内容广泛，是医院、患者及相关第三方信息的集成。包含有医院方面的病历、检查单、接待来访记录、答辩状、内部处理决定及整改措施；患者方面的书面投诉材料、状；相关第三方的鉴定结论性意见、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调解书等相关材料。以文字、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真实地记录医疗纠纷的全过程。一份内容详实、保存完整的医疗纠纷档案对维护患者利益及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制约医疗纠纷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的主要因素

1、医疗纠纷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创新。僵化的体制机制是影响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生机和活力的核心因素。医院档案管理部门“自留地式”的管理占主导地位，没有搭建起医疗纠纷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平台，也就无法实现信息资源的科学整合。

2、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与利用的评价机制缺位，未能充分发挥开发利用成果的技术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档案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3、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与利用指导不到位，造成管理效率低、成果转化慢，利用成效差。甚至有些医疗纠纷档案成果长期处于搁置状态，造成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

4、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与利用保障体系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化体系建设，网络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相对滞后于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三、提高医疗纠纷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的几点建议

1、提高认识，建立制度，领导重视、职工参与，规范医疗纠纷档案管理

加强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是提升医院整体管理水平的重要工作。首先从管理层面，明确医院法人责任制，成立涵盖医疗、护理、后勤相关科室的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委员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医院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使医疗纠纷档案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医院要加大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做到上至医院管理者下到一线员工都充分了解医疗纠纷档案工作，认识到做好医疗纠纷档案工作对自己日常工作的重要作用，主动参与档案管理工作。

2、多部门联合，多渠道整合，加快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与利用信息化建设

强化全流程管理，每一起医疗纠纷从发生伊始到最后结案归档， 处理过程往往离不开临床科室、行政职能乃至后勤部门的积极参与，涉及面广、牵扯人员多、过程复杂，耗费时间长。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增强对医疗纠纷档案材料的收集意识，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地收集整理医疗纠纷档案。利用医院HIS、LIS和OA系统，通过逐步推进数字化档案信息建设，搭建医疗纠纷档案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医疗纠纷档案信息网上查询、传递等服务，达到信息资源的共享。

3、创建医疗纠纷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品牌，实现价值增值

作为医疗纠纷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的品牌，其基本内涵就是档案信息价值、知名度和认同感。应结合医院实际，围绕医疗、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突出亮点，确定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的方向，提炼出浓缩性强且有针对性的档案信息成果，为医院业务发展提供服务。

4、加大档案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力度

医疗纠纷档案的特殊性决定了与其他档案的差异性， 对档案管理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要把档案人员的培养纳入医院人才培养计划统一管理。把档案人员的培训重点放在岗位专业知识、信息技术、数字化网络技术知识等方面，分层次、分时段制定培训规划，加快知识更新，增强人员素质，提高业务技能，以适应医疗纠纷档案信息化管理与利用的要求。

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与利用是医院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医院医疗纠纷档案从业人员，应本着对历史、对医院、对患者高度负责的精神，耐心细致地管好、用好医疗纠纷档案，为医院及患者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同时，降低医疗纠纷风险和减少诉讼数量，为建设“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医院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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