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优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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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 社区矫正的进行及其效果需要有制度保障。在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中，制度建设极为重要。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包括组织制度建设和工作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建立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的社区矫正官制度和严格规范的社区矫正操作规程制度。?

????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⑴我国自2003年7月起，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6个省市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现已扩大到25个省市自治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棘手急需解决的是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问题，包括社区矫正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所谓社区矫正的组织制度，即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制度；所谓社区矫正的工作制度，即社区矫正的操作规范和规程制度。我国目前缺乏一套自上而下统一协调的规范社区矫正组织系统和工作规程的专门制度，这一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社区矫正执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妨碍了我国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本文将以上海市的社区矫正试点为范例，对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提出自己的构想和评价。

一、我国社区矫正组织制度的建设——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

（一）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在组织制度上的不足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主要是针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执行监外执行、假释罪犯这五类对象，将其中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置于社区，由专门的社区矫正组织在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WWw.133229.coM从目前社区矫正试点的实际情况看，这里的专门的社区矫正组织主要是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执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是社会工作者。这就出现了法律和制度上绕不过去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司法行政机关参与领导和管理社区矫正无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规定对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监外执行等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督考察；而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来看，社区矫正却是由专门的社区矫正组织在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进行。虽然并没有排除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但无论是从《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精神还是从社区矫正试点的实际情况看，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中已不是起主要作用的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中已经取得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几个省市的开展，我国逐渐又形成了一种由地方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各个部门联合办公的管理社区矫正的模式。但这一管理模式仅仅只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一种探索，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并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

2、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

在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中，具体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具有执法者身份（社区矫正本质上是一种刑罚，是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机关及其人员的权利义务并没有非常明确，这就把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推入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境地，对我国的社区矫正的推行带来了不利影响。

从目前上海市正在实施的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来看，主要是通过两条组织体系、以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形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⑵具体到直接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街道、社区，主要实施矫正工作的主要是三类人员，分别是街道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社工服务人员以及具有执法主体身份的派出所的民警。具有执法主体身份的派出所基本上已经脱离了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只是根据国家现有的法律的规定，参与一些与执法相关的法律程序上的事务。而没有执法主体身份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人员却在管理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这种状态常常会导致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无法全方位的投入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形成矫正工作效率的低下，影响矫正工作的效果。

在社区矫正试点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通过对社区矫正规程中不同性质工作的分工负责来保证既能使工作主体开展工作，又能维护现有法律中执法主体的执法地位⑶。但这样一来，对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工作形成了诸多不必要的限制，对其性质定位非常尴尬，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社区矫正组织职能的发挥，给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及审批机关与社区矫正组织在其它环节的衔接上造成不便。

3、社区矫正机构多头管理

目前上海试点的社区矫正管理机关是一种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政法各部门紧密配合的社区矫正组织和工作体系。由于各个机构对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重视，所以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就要接受地区政法委、司法局、街道办事处、社工组织等机构的监督、管理，要向上述领导机构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工作汇报。不同的管理机构往往又会从自己的角度对社区矫正的基层机构提出不同的工作建议和要求。对于社区矫正的基层工作机构和人员来说，本来应该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对罪犯的矫治工作上，但是因为这种多头管理的存在，常常造成他们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重心的偏离，不仅不利于矫正质量的提高，同时也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同时，这一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也出现了一些诸如落实不到位、“综合管理，谁也不理”、配合大于摩擦、互相推诿的现象。

（二）社区矫正官制度的特点

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我国的社区矫正官制度。

所谓社区矫正官制度，是指以有执法主体资格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主、并由其领导其他社会工作者进行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矫正制度。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较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其中社区矫正官制度是其重要的方面。虽然名称各异，具体做法亦各有特色，但有其共同的特点，表现为：社区矫正的执行大多由专门的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主要执行机关大多隶属于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中的主要执行人员都属于政府公务人员；社区矫正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与措施。这些做法都足资我们借鉴。

从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试点来说，笔者认为，在法律层面上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把司法行政机关纳入到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中，使参与社区矫正的司法行政机关人员在“社区矫正官”的旗号下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所有的社区矫正工作汇集到社区矫正官那里，由其承上启下地开展工作，并使所有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矫正官的统一领导下，协助社区矫正官开展工作，既能够解决司法行政机关和社会工作者的社区矫正主体资格问题，通过社区矫正官这一载体把各种力量和资源统一起来：又能够解决社区矫正多头管理等问题，最大限度地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和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有助于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完善和发展。同时，社区矫正官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与国际刑罚执行制度的发展趋势接轨，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刑罚体制上的交流和合作，并树立我国政治稳定与文明的良好形象。

（三）建立中国的社区矫正官制度

如何建立中国的社区矫正官制度，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构建。

1、社区矫正官的组织体系

笔者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套与监狱管理部门并行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且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科学的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和操作系统。

在中央一级，可以进一步整合司法部有关司局的职能划分，将基层工作指导司改造为社区矫正司（局），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社区矫正工作，特别是法律制度的完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有关工作的协调等。

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可以在司法厅（局）内设立社区矫正局，分管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

在县（区）一级，可以在县（区）司法局内设立主管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室。考虑到社区矫正是重要的执法工作，不仅需要处理大量的法律事务，还需要进行专职队伍和非专业队伍的建设与管理，需要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多种活动，进行具体的矫正工作，而这些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又需要由县（区）级管理机构来承担，因此，应当大力加强县（区）级管理机构的建设，充实合格的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工作设施。

在乡（镇、街道）一级，要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派出机构司法所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在每一个街道、乡（镇）的司法所里，设置社区矫正官一职，专司社区矫正的管理和执行工作，并赋予其执法主体的资格。让其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执行者，专门负责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教育、考察和监督工作。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应该通过对现行法律作出相应的修改，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完全退出社区矫正的执行队伍。公安机关集维护社会治安、发现和制止犯罪等多种职责于一身，在治安任务极为繁重、警力相对不足的现实情况下还要负责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执行监外执行、假释罪犯的监督管理，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导致公安机关对于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忽视、监管不力、托管失控等现象，影响社区矫正制度实施的初衷。在现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公安机关的作用事实上仅仅体现为执法主体的象征，这不仅增加了程序上的烦琐，而且势必形成一种不合理的现象：矫正主体无权决定，决定主体不参与矫正，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因此，笔者认为，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官以执法主体资格，让公安机关完全退出社区矫正，既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化，同时又能体现社区矫正的执法性质并落实公安机关退出社区矫正工作后的执法主体。

2、社区矫正官的职责

社区矫正官在性质上相当于监狱的狱警，地位等同于各区县的司法局社区矫正科的工作人员，以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具体管理所在社区的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官对于社区矫正机构内部而言，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负责基层专业矫正机构内部的所有工作，包括社区矫正计划的制定，社区矫正机关内部专业人员或者非专业人员的招募、工作分配、人员考核，社区矫正工作的档案管理等等所有事务，并且对上级社区矫正管理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社区矫正官对外而言，则作为社区矫正机构的代表和具有合法执行主体身份的国家执法人员，参与同社区矫正工作有关的对外程序性或者实体性的工作。例如参与社区矫正对象的交接工作、宣布社区矫正的开始和结束、作为执行主体向其他司法机关提出与社区矫正对象有关的司法建议等等。

3、社区矫正官的管理和监督

（1）社区矫正官的人员配备

从人员来源上来看，我国目前基层司法所的建设已经比较完备，而且基层司法所实际上也承担着社区矫正的工作。社区矫正官可以先从司法所的管理社区矫正的人员中确定部分人员，或者从有有经验的在职警察、狱警中调配部分人员，专门管理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其身份、性质、地位、工作内容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既不会过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也不会出现人员选择的困难。等到社区矫正官制度完全建立之后，再以全国招考选拔的方式，选择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充实社区矫正官队伍。

从社区矫正官人员的规模上来看，由于我国司法人员的缺乏，一般一个社区矫正机构只可能有为数不多的社区矫正官。我们设想，社区矫正官的数量基本上可以是每个社区（街道）设置一个，较大的社区可以考虑分成数个区域，每个区域设置一个社区矫正官。这样既符合社区矫正执法性和执行性的特点，又能发挥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制的优势。当然为了解决社区矫正人员的缺乏，我国的社区矫正机构可以向社会招募一定数量的社会工作者，由国家支付相应的报酬，配合社区矫正官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和主导者的社区矫正官，必须对这些招募的非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管理。其内容可以包括：选择和决定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社会工作者的社区矫正工作；对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进行合理的评估等等。

（2）社区矫正官的管理

对社区矫正官的管理包括社区矫正官的选拔、任职、评估、考核、辞职、退休等内容。笔者认为，可参考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公务员法》中有关任职资格、奖惩条例、培训制度等等的规定，形成一套以社区矫正官制度为核心的配套措施体系，以确保社区矫正官具备一定的素质和工作能力并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3）社区矫正官的监督

对社区矫正官履行职权的监督十分必要，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社区矫正报告制度来进行，即社区矫正官在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执行情况作出评估基础上，定期向主管机关报告工作。以此作为确定社区矫正官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4、社区矫正官制度的资金保障

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对司法系统的一般性拨款保证社区矫正官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鼓励和号召社会资源和纯民间力量支持和帮助社区矫正工作，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和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审计制度和社会监督制度等，规范有关民间社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对社区矫正的投入。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除了政府基本经费的保障之外，其社区矫正机构还有来自民间的资金支持——“再社会化基金会”，这是一个由社会慈善人士共同捐资成立的财团法人，由该国的司法部、法官或律师协会作为资金的管理人。这一基金不仅可以帮助社区矫正机关减轻经费上的问题，还可以向经济条件较差的服刑者提供经济支持。

二、社区矫正的工作制度建设——建立规范的社区矫正工作规程

（一）我国现行社区矫正的基本工作规程

1、法院将宣判为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交付公安机关进行社区矫正；监狱机关将批准假释、监外执行的矫正对象交付公安机关进行社区矫正。

2、公安派出所到社区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矫正宣告，发放《矫正指南》。

3、街道司法所根据《关于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台帐和矫正档案的规定》，收集、整理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律文书，建立矫正档案。

4、社区矫正小组落实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包括每月收取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汇报、落实社区矫正对象的人户分离管理、执行请、销假制度等）：组织教育学习（包括集中学习、分类教育、个别教育、技能培训、辅助教育、心理辅导）；组织参加公益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帮困解（包括政策咨询、解决就业困难、调和家庭矛盾，解决社会保险等）。

5、社会工作者对矫正对象进行定期考核，根据考核情况决定日常管理奖惩，并向公安机关提请司法奖惩。日常管理中的奖励分为表扬、记功、评为矫正积极分子。处分分为警告、记过。对社区矫正对象提请日常管理奖惩，需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矫正工作者集体讨论，并听取志愿者意见，后由区、市矫正办批准。提请司法奖惩指对符合条件的缓刑和假释人员，可以提请减刑：对监外执行期间符合假释条件的人员，可以提请假释。

6、社区矫正对象期满鉴定民警、司法所、居委、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对社区矫正对象做出期满评议和鉴定。

7、公安派出所宣告矫正期满，解除矫正。

（二）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工作规程的经验

上海市经过几年社区矫正工作实践，已构建起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基本制度框架，以规范指导全市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1、规范工作流程，明确工作职责

上海市相关部门会签下发了《社区矫正工作规程（试行）》与《关于社区矫正对象法律文书转递工作的规定（试行）》，对社区矫正具体工作规程及各项要求做出详细规定；市矫正办又出台了《街镇司法所（科）社区矫正工作职责》，进一步细化了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工作职责，划清了政府与社团的工作界面，理顺了工作关系。

2、完善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依据

上海市司法局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制定了《关于社区矫正对象日常行为奖惩的规定》，并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会签下发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意见》，社区矫正对象日常行为奖惩和司法奖惩有了可操作性的具体办法，强化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提高了矫正力度和矫正效果。

3、加强人户分离对象的管理

上海市公安局在《关于公安派出所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规定（试行）》中明确规定了人户分离对象的定义、管辖原则、管理办法等，切实增强了对人户分离矫正对象的管理，提高了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措施的严肃性。具体做法为：由户籍地派出所开出转区单，如果住所地接受，矫正工作就由对方接受，负责落实：如果不接受或还没有开展社区矫正，那么就仍然由户籍地社区负责落实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同时，对于户籍不在本地，但仍然在本地生活、工作的社区矫正对象，经过户籍地有关部门委托，也可以对其进行社区矫正，解决了流动人口中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问题。

4、统一并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台帐、档案及信息数据管理

2003年12月，上海市司法局通过梳理文件，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社区矫正基础工作的通知》，从工作台帐、矫正档案、信息管理系统三个方面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目前各区县试点街镇司法所（科）均做到矫正对象档案齐全，矫正台帐记录完整，为社区矫正对象表现考核以及风险评估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基础材料。通过开发运用信息管理软件，做到社区矫正对象数据“基本信息准确，动态信息完整”，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与准确度。

5、重视对科学矫正方法的探索与研究并取得成果

上海市在试点中运用心理科学进行心理矫正，研究分类矫正与个性化矫正。上海市矫正办通过研究与探索，出台了《社区矫正对象分类矫正管理办法》，对五种矫正对象根据其类型、实际表现等实行分类管理；同时在实践中，矫正工作者积极探索个性化矫正方案，准确把握矫正对象个体差异，研究不同对象心理个性特征，通过犯罪成因找准切入点，并根据前科情况、危害程度、悔罪表现、家庭与社会关系等各种综合因素，再根据服刑人员的动态，随时调整矫正方案，出现了不少成功的案例。尝试教育矫正与帮困解难相结合，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教育基地与公益劳动基地，使矫正通过劳动净化心灵，改善恶习，树立自尊，起到良好的矫正效果。在教育矫正的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帮助与扶持，注重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实际困难，如帮助其办理劳动手册、对有需要的矫正对象进行技能培训、帮助经济特别困难的矫正对象申请低保、建立过渡性就业基地为矫正对象暂时性提供工作机会及推荐就业等，改善了社区矫正对象的生存环境，消除了某些犯罪形成的客观因素。

6、提供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保障

上海市政府将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中。而新航总站的运作经费完全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费用。每个区政府根据本区所需要的社工人数，以每个社工每年四万元的标准付给新航总站，新航总站将这笔费用用于支付社工的工资和对社工进行管理。基层的社工工作点的办公等费用则由各地基层自己负责解决。而来自于监狱（公安）的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薪资则仍由其编制所属的监狱（公安）拨付。

（三）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工作规程的不足及其解决

虽然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但从笔者调研的实际情况看，社区矫正在具体的操作规程中依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

1、社区矫正的风险评估问题

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十分复杂，他们的矫正难度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也大小不一，这就要求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对社区矫正对象应当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而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中，对于风险评估工作的尝试才刚刚开始，有的地方还是空白。

风险评估工作是通过运用统计学知识，将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转化为直观的数字，确定危险等级，如“稳定”、“一般”、“重点关注”、“高危”，从而为每一名社区矫正对象“度身定做”阶段性的社区矫正方案提供参考。风险评估既检验前一段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又为后续阶段的工作提供依据。建立科学的、统一的社区矫正对象风险评估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2、各部门间协调不顺畅及行政奖惩与司法奖惩脱节问题

受目前法律框架的局限，在社区矫正的操作规程中，仍然由公安派出机关执掌社区矫正对象的“生杀大权”，决定涉及法律性质的事项，尤其是掌握了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司法奖惩的决定权。但与社区矫正对象直接接触，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矫正的一切具体性工作都是由司法所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来进行。公安派出所虽然是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者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评价和建议来决定司法奖惩的，但这种“矫正人员没有决定权，有决定权的不直接矫正”的规程设置造成几个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是增加程序的烦琐和期间，导致对矫正对象表现做出反应的迟滞；二是公安机关根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建议所作出的司法奖惩决定是间接性的，这无疑会增加决定过程的主观性；三是造成行政奖惩与司法奖惩间的脱节。奖惩制度是社区矫正过程中社区矫正对象最为关心、也是最能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对社区矫正期间有违法行为或触犯法律的，《刑法》明文规定了可以撤销缓刑、假释，予以收监；但对具有突出良好表现的社区矫正对象是否可以减刑，尚无定论。在试点实践中，上海市制定了对矫正对象进行行政奖惩的实施细则，作为进行奖惩评价的依据；市社区矫正办公室也制定了一些行政奖励措施，以激发社区矫正对象的改造积极性。但由于基本没有与司法奖惩挂钩，行政奖励仍然只是对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正过程中表现的一种肯定和认可，并无社区矫正对象非常关注的实质性措施。行政奖惩与司法奖惩的脱钩已经成为社区矫正过程中令社区矫正人员最感棘手的问题。两者的脱钩使行政奖惩措施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显得软弱无力。

笔者认为，应该将决定司法奖惩的权利赋予社区矫正官来行使。由社区矫正官根据矫正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建议作出司法奖惩的决定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社区矫正官更了解矫正对象，作出的决定更加公平、客观；二是社区矫正官与矫正工作人员之间是同一部门的上下级关系，避免了不同部门间的衔接和协调，减少了不必要的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由于奖惩的决定更加及时，使得奖惩的效果更好，有利于社区矫正形成良性循环；三是社区矫正官通过行使司法奖惩的决定权，既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矫正对象的情况，从而使自己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指导更加准确和科学，也是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工作表现进行监督的一个途径；四是对外而言，社区矫正官和矫正工作人员是一体的，社区矫正官享有司法奖惩的决定权，在社会公众和矫正对象看来，也赋予了矫正人员执法者的身份和权威，从而使得矫正人员的工作更加容易开展；五是使行政奖惩与司法奖惩的衔接转化问题得到解决。行政奖惩和司法奖惩都是由同一个主体——社区矫正官做出，两者之间就可以形成一个阶梯型的递进式奖惩体系。

3、社会资源匮乏问题

社区矫正是一项利用社会资源改造罪犯的活动，丰富的社会资源和成熟的社会环境是社区矫正得以正常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基础，脱离了社会资源的滋养，社区矫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来说，有没有充足的社会资源为其开展矫正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援，是其工作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显然，无论是上海还是其他地方，为社区矫正提供的社会资源还非常匮乏，光靠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个人的社会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帮助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工作问题，往往需要社工去挖掘社会资源，依靠矫正工作人员个人的人际关系去解决问题，这实在是强人所难，使矫正工作人员产生疲于奔命、有心无力的无奈感，从而影响矫正效果和社工队伍的建设以及社工职业的发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固然需要社工及社工组织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动脑筋，想点子，挖掘可利用社会资源；更要求政府为此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有力的后盾和倾向性的支持。

4、地区差异对矫正操作规程的差别要求问题

试点各地存在地区差异，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源各不相同，也存在着优劣之分，条件差的社区由于无社会资源可利用，一些矫正工作根本无法开展。目前这种差别还只是小范围试点地域内的，将来在全国推广适用社区矫正，这种由于地区差异造成的对矫正操作规程的差别要求会更加突出。因此制定矫正操作规程时，有必要考虑到这种因素，不能对矫正操作规程做划一要求，应当在保证矫正效果的目标指导下，鼓励和允许各地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时政府也有必要加强对条件薄弱地区的倾向性扶持，在社区矫正工作的评价机制中也应考虑到这一因素。

5、流动人口的社区矫正问题

目前我国各个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的社区矫正适用对象都局限于具有本地户籍的人员，对于外来流动人口不适用社区矫正，尽管做出这一选择是从可行性的角度提出的权宜之计，但这与我国要构筑一个开放、有序、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社会公正的目标是相悖的。因此，对于流动人口如何实施社区矫正，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考。《日本缓期执行保护观察法》第3条和《日本犯罪人预防更生法》第37条规定：“保护观察，由管辖被保护观察对象的居住地（没有住所或者不明确的时候，以现在地或者最后居住地为所在地）的保护观察所实施。”《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在应当撤消缓刑宣告时，检察官应当向受刑罚宣告的人的现在地或者最后住所地的管辖地方法院、家庭法院或者简易法院提出撤消缓刑宣告的请求。”⑸日本的法律规定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犯罪人实施社区矫正，在没有住所地或者住所地不明确时，可以由犯罪人的最后居住地以及现在地的机关对其实施矫正措施和施以及时的帮助。

6、分类教育、区别管理和心理矫治问题

目前我国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有缓刑、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监外执行五类，在这五类对象中，犯罪性质、犯罪类型、主观恶性程度等都有所不同。要达到理想的社区矫正效果，就必须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矫正。但是，从目前社区矫正的实际情况来看，矫正的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具体操作缺乏有效手段，矫正方法传统、单一，新的科学手段还有待探索。因此，如何对现有五种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分类教育、区别管理已经成为社区矫正无法回避的难题。笔者认为在接受罪犯之初，首先应做好分类工作。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不是任意的、盲目的，必须确立一个可行的科学标准。风险评估系统的建立将是实现有效、科学的分类教育和区别管理的前提条件。其次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区别管理。

社区矫正对象是心理危机高发人群之一，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探索心理矫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市部分社区矫正试点街道在心理、精神专家的指导下，已经开始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心理测试、评估。根据测试结果，制定相应的心理矫正计划。在专家的讲解和辅导下，一些社区矫正对象还掌握了自我测评、自我分析的方法，了解到不少心理卫生和健康、心理疾病自我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知识。但就总体情况而言，试点工作中真正能胜任的心理矫治的专业人士还是匮乏。如何建立起能够进行有效的心理矫正的实践平台是今后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一个方向和重点。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⑵一条为行政体系，由市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区社区矫正办公室和街道司法所组成：在全市层面上，成立由市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和民政部门参加的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司法局。另一条为社工服务体系，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全市社工由民办的非企业性质的社会团体——上海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统一管理，将社工派驻各个街道社区的形式开展工作，从上至下分为新航总站——区社工站——街道片——社区点四个层级。因此在基层直接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是街道司法所和社区矫正工作站；直接接触矫正对象，并对其进行矫正的是从监狱抽调的监狱警察、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志愿者。

⑶根据笔者在上海的调研得知，在试点中，为了符合现有的法律规定，尽管社区矫正工作主体是司法所领导下的社区矫正工作小组，从事具体矫正工作的是各类社会工作人员，但有关司法事项都必须通过公安机关派出所来进行，这不仅增加了程序上的烦琐，而且势必形成一种不合理的现象：矫正主体无权决定，决定主体不参与矫正。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一、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1、社区矫正知识知晓度不高

基层领导干部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和重视不足。社区矫正是需要执法机关，服刑人员和社会群体的三方配合，由国家机关借助社会综合资源的帮助而对服刑人员进行的开放式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如果得不到基层政府领导的重视，工作就很难开展，但现在的状况是基层领导干部更换频繁，部分领导干部不了解社区矫正究竟为何物，更不用说很好的指导社区矫正工作。

村（居）群众对社区矫正知识的了解不够、认同度不高。由于社区矫正开展的时间还不长，农村群众普遍认为要控制和打击罪犯，监禁刑是最好的选择。大多数农村老百姓认为一个人犯了罪不用“坐牢”，接受其应得的惩罚，却仍然可以在其生活的社区中服刑，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事实，认为这难以体现社会公平。并且群众担心实行了开放式的社区矫正，一旦对社区服刑人员管理过松或者矫正不得当，则会让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农村群众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恐惧，不理解，尽量避免与服刑人员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重帮教轻管理的思想。在目前的社区矫正中，司法行政部门是工作主体但无执行权，而公安派出所又无暇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这样就导致了对社区服刑人员重帮教、轻矫治的现象出现，以至于使个别地方的社区矫正工作形同于安置帮教。

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的思想认识存在偏差，认为法院宣判了，监狱释放了，就没事了，什么社区矫正，国家也没有法律规定，我不参加公益劳动、思想教育也无所谓。

2、社区矫正队伍力量薄弱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队伍主要由社区矫正专业队伍和社区矫正志愿者两部分组成。

社区矫正专业队伍主要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司法所工作人员是具体承担矫正工作的主要力量，但目前大部分镇街一般只有1-2名司法所工作人员，他们承担着辖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九项工作职能，工作强度大，使得他们真正用于社区矫正的精力和时间较少。另外司法所工作人员学科背景单一，离社区矫正工作需具备的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全方位的人才需要还相差甚远。社会工作者是由乡镇（街道）财政出钱聘请的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目前农村地区基层政府财力有限，所以很少有乡镇（街道）聘请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矫正。

矫正志愿者是社区矫正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重返社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群众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意识还较为淡薄，自愿来做社区矫正志愿者的人数很少。在实际工作中，司法所工作人员每接收一名社区服刑人员，往往只能发展各村（居）的两委工作人员担任矫正志愿者，不可避免地造成有些志愿者的参与并不是完全出于其本人意愿，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也只是马虎了事，起不到日常监督管理作用。

3、社区服刑人员管理困难

首先，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大。由于撤乡并镇，我县部分大镇如盘龙镇目前幅员面积达126平方公

里，加之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分散、司法所工作人员少，这些都给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其次，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类型与城市有较大区别。在城市社区服刑人员中，职务和未成年人犯罪较多；而在农村社区服刑人员中，侵财型犯罪和伤害类犯罪较多。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易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较大。

再次，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流动性较大。我县度前三季度请假外出的社区服刑人员达73人次，对这部分迫于生活需要外出打工的社区服刑人员如何实施矫正，在实践中，司法所多是采取委托管理和要求社区服刑人员采用定期通电话的方式掌握一下信息，然而目前委托管理并没有实现全国覆盖，加之这部分人流动性较强，场所不固定，有的过一段时间就没了音信，而另一部分人即使保证定期都能够电话联系，但也都是全凭社区服刑人员自己说了算，是真是假，难以考证，实际上等于是让这部分人处于放任脱管的状态。

最后，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他们对社区矫正方式存在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不愿意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对于集中的学习和义务劳动感到耻辱。同时希望司法机关不要做定期的家访，以免打扰自己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4、社区矫正经费保障不足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对此没有规定。《重庆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暂行办法》（渝司办[]91号）也只规定财政部门应当将社区矫正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并没有说明每个社区服刑人员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使得经费保障问题在实践中成为制约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5、农村基层社区建设步伐迟缓

社区矫正是一种立足社区、依靠社区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个结构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区，就不可能有效果显著的社区矫正，加强社区建设对于社区矫正的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因社会转型导致一些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削弱，同时，现代意义的社区发育缓慢，社会自治机制很不健全，这使得一些社区矫正措施因社会支持不够而影响了实施效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6、社区矫正缺乏相应法律支撑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活动，需要调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作保障。现行社区矫正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已成为社区矫正发展的最大障碍。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来看，社区矫正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是相分离的，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机关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然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认为只要将社区服刑人员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就“一交了事”，后面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加之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缺少相应的考核机制，从而导致了司法行政机关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时，往往缺少公安机关和其它部门的配合，这样在工作中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或者陷入管理不当等尴尬境况。另外，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规章设定，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目前社区矫正的奖惩依据主要是重庆市法、检、公、司等12部门的联合行文《重庆市社区矫正实施暂行办法》，其处罚效力值得商榷。

二、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探讨

1、加大社区矫正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氛围。

首先要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会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结合“六五”普法开局契机，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的作用，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全面宣传什么是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性质和内容、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等内容，从而让全社会都知晓和关注社区矫正。

其次要强调社区矫正的管理矫正功能。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要清楚地认识到社区矫正是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惩罚性、管束性和监督性。社区矫正是在矫正社区服刑人员不良心理和行为的前提下帮助解决其在生活、就业、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矫治是根本，帮助是保障，而不是一味地重帮教而轻矫治，同时对于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其每月到指定的地点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以体现对其的监管和矫治。也就是说，司法所在从事日常矫治工作中要突出硬的一面,不能老当老好人,更不能把社区矫正做成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加大对非监禁刑罪犯的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力度，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要提高矫正质量，必须使社区服刑人员能够从内心深处接受各类教育，感化其罪恶的心灵。

2、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提升社区矫正队伍素质

首先，要不断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一要招录一批政治素质好，接受过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人才充实到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中去。我县在将去年新招录的25名司法助理员全部充实到基层司法所力量的基础上，今年又针对现有司法助理员普遍只具有单一法学背景的情况，一方面派人参加心理咨询学习，另一方面专门招录一批心理学等其他专业的司法助理员充实到社区矫正队伍中去，以弥补当前社区矫正队伍知识结构单一的局面。第二，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聘请社会工作者，以不断充实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三，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广泛吸收志愿者加入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引入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将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与其年终岗位责任制挂钩，增强其工作责任心。

其次，要提升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化程度。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第一，要加大培训力度，建立各类培训载体，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社区矫正专业队伍和志愿者参加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第二，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资深专家资源优势，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专家、教授讲解社区矫正理论知识和国内、国际社区矫正的先进经验。第三，要积极向兄弟单位学习取经，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前往兄弟单位调研取经，引入兄弟单位的成功做法，吸取先进的工作方法，提高整体矫正工作水平。第四，要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通过例会交流，剖析典型案例，使全体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不断提升，不断掌握社区矫正的新手段、新方法。

再次，要依靠基层，注重发挥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村（居）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处在最基层，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社会关系、生产生活等情况，能够全面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监督管理等具体现状，充分调动村（居）委会、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是做好农村社区矫正的必然要求。我县在以

往村（居）“四职干部”的基础上特别增设1名村（居）综治专干，专门负责辖区内社区矫正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村（居）自治组织的力量，充分发挥了村民自治组织对农村的整合功能，对于促进社区矫正在农村的发展、解决农村与城市发展失衡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3、探索社区矫正管理方法，创新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区服刑人员外出请假委托管理平台，确保外出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措施有效落实。当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对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有效管理，：一是严格把握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条件。入矫未满3个月的社区服刑人员、严重暴力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确定为严管的社区服刑人员禁止外出。二是对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委托管理。经批准请假外出的社区服刑人员，委托地社区矫正组织应将委托管理书及相关法律文书传至接收地社区矫正组织。接收地社区矫正组织应在收到材料后，将委托管理书回执及时传至委托地社区矫正组织。三是对个别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实地回访制度。矫正工作人员在适当的时候对外出请假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加强对这部分社区服刑人员的针对性管理。四是对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实行监控管理。要求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必须全部纳入移动监控平台管理，每天24小时开机，便于矫正工作人员随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行踪。

建立社区矫正保证金制度，要求社区矫正组织在接收社区服刑人员时要求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或不按规定接受矫正教育，保证金给予没收，上缴国库，如果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机构的要求均能遵守则于期满时退还保证金。

建立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临时救助金制度，临时救助金主要由政府财政拔款、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款组成。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临时救助金的救助对象为生活困难且不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通过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临时救助金的实施，保障贫困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有效预防其因生存问题而重新违法犯罪。

4、加大社区矫正经费投入，完善社区矫正保障机制

建议国家财政部门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确定社区矫正经费款项，规范社区矫正经费的使用程序。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社区矫正所需费用标准，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全面开展工作的难题。

5、加快农村社区建设步伐，奠定社区矫正坚实基础。

农村社区建设步伐已成为制约农村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要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使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6、建立部门间联动机制，实现社区矫正无缝对接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单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完成，必须需要有关单位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各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作用，使法、检、公、司等相关部门的工作形成合力。首先，要建立每月相互通报、相互核实制度，确保不发生脱漏管现象。其次，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职能作用，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交流等制度，充分运用协调机制和工作平台，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相关实际问题。今年上半年，我县组织法、检、公、司等部门对全县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并组织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召开多次联席会议，及时总结社区矫正工作经验，协商解决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诸如接收认识上的不统一、撤消缓刑假释案件中公检法司的职能职责和办理的时限要求等，对促进我县社区矫正工作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轨道起到了重要作用。

7、加快社区矫正立法，实现社区矫正有法可依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理依据；矫正人员权利；权利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21-02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社区矫正在加强现实社会中对刑罚执行的同时，不可忽视对社区矫正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社区矫正人员权利能否实现不仅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心之一，更关系到社区矫正的功能能否实现。

一、社区矫正人员权利保护的法理依据

（一）刑罚“人道”、“轻缓”、“文明”理念的基本要求

从历史角度分析，当前发达国家的刑罚执行模式，一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死刑、肉刑、流放刑为主的阶段。二是以监禁刑为主的阶段。三是以非监禁刑为主要执行方式的阶段。在发达国家，社区矫正已经成为刑罚执行的主要方式，成为刑罚人道化、轻缓化和文明化的具体体现。而我国的刑罚执行模式，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奴隶社会到清末，以死刑、肉刑和流放刑为主的刑罚执行方式。二是从清末修法至今，刑罚的方式主要以监禁刑为主。现阶段，我国刑罚的适用和执行仍然以监禁刑为主。从世界及我国刑罚执行方式的历史发展来看，刑罚的人道、轻缓、文明是一个历史趋势，符合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潮流，代表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加快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加强保障矫正人员权利，顺应世界法治文明发展进程，是刑罚执行理念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人权保护的基本要求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不断加强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同时罪犯人权的保障也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1990 年，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第 8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非监禁制裁研究的原则和指南》，为非监禁刑的发展和适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法律准则。国际法律从原则和制度上为建立社区矫正制度，保障社区矫正人员权利提供了理论和法律依据。2004 年，我国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这一条款的入宪，意味着立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的运作应当践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理念，同时作为公民的社区矫正人员，他们的尊严和权利也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因而，社区矫正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双重取向的改造罪犯的良策。

（三）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法治对权力的制约主要是通过权利的保障来实现的。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基层司法所和基层民间组织进行配合，对矫正人员进行矫治和帮教的行刑方式，司法行政机关拥有当然的行刑权。行刑权作为国家的公权力的一部分，和罪犯所享有的权利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可以说，正是国家行使行刑权，剥夺或限制了罪犯的某些权利。但正如所有的权力都可能被滥用一样，正义、正当、权威的行刑权在面对受刑人这一特殊的群体行使时，更是有随时被滥用的可能性。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工作人员更加侧重于对罪犯的监管，而忽视对矫正人员权利的保护。保障社区矫正人员的权利，是制约社区刑罚行刑权，并使其一直运行在正义、正当的轨道的最好方式，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二、社区矫正人员享有的权利

社区矫正人员的权利，是指法律对社区矫正人员能够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根据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公民的社区矫正人员，除了根据法律和生效刑事判决被明确剥夺或限制的权利外，在其他权利的行使上同普通公民是平等的。

（一）社区矫正人员享有的法定权利

目前，关于我国社区矫正人员的权利内容，只有《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6条具体规定了社区矫正人员享有的权利：“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通过此条款可以概括出我国法律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的权利进行了保护。但应该清楚: 一方面，上述列举的矫正人员的法定权利并不是矫正人员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凡是未被依法剥夺的权利，都是矫正人员应当享有的权利，而法定权利只是把所享有权利中基本的或重要的权利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社区矫正对象各不相同，对其进行监管的措施和力度也不同，致使对待不同的矫正人员可能附加不同的权利限制。因此，上述法定权利也因矫正人员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剥夺或限制。

（二）社区矫正人员权利的限制或剥夺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定期向司法所报告遵纪守法、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和社区活动的情况。发生居所变化、工作变动、家庭重大变故以及接触对其社区矫正产生不利影响人员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及时报告；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旗），社区矫正人员因就医、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确需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旗），应当报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社区矫正人员离开所居住市、县（旗）不得超过一个月；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变更居住的县（市、区、旗）；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公共道德、法律常识、时事政策等教育学习活动；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法律意识。

三、社区矫正人员权利的保护

目前，社区矫正人员享有的各种权利我国法律已经做出相关规定，但是如何保护这些权利一直不容乐观。司法行政机关在很多方面拥有自主处决权，工作带有较大主观性，不可避免地出现侵犯社区矫正人员权利的情况。虽然规定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救济，但是这些规定还是不全面，可提起申诉事项范围及具体程序不明确。如今，很多司法行政机关对矫正人员的权利进行不合理的限制或者对于矫正人员合法权利不依法定程序予以剥夺或侵犯，根本不顾及社区矫正人员的正常生活秩序。因此，加强社区矫正人员权利的保护，应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一）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

社区矫正工作已在全国展开，对于司法行政机关工作者来说，目前他们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唯一法律依据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各地方颁布的社区矫正的行政规定。同《监狱法》相比之下，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保护缺少法律依据。因此，制定《社区矫正法》并使之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法律，已经非常必要了。制定《社区矫正法》可以明确社区矫正人员享有的具体权利，同时可以指导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规范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使社区矫正工作更加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

（二）加强对司法行政机关监管权力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应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主要是涉及四个环节：一是对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包括监督被法院判处的社区矫正人员是否符合社区矫正的法定条件、社区矫正人员的交付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法律文书的送达是否按照规定的时间送达；二是对矫正监管环节的监督，包括监督社区矫正是否依法进行，矫正期间是否发生脱管现象，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三是对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出现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行为是否依法给予处罚；四是对于矫正期限截止时是否按照法定程序对矫正人员进行解矫，是否根据矫正人员的矫正方案进行相应的安置帮教工作。

（三）全面完善矫正人员权利的救济程序

对于权利而言，受到侵犯时没有后续救济程序就不能称作是权利。然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没有具体规定社区矫正人员权利受到侵害时的司法救济途径和方式，其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的实现缺乏救济程序保障和可操作性措施，影响权利的真正行使。因此我们必须完善社区矫正人员权利救济的程序，在已有的程序基础上增加和补充权利的救济程序，在社区矫正过程中，任何权利受到侵害时，矫正人员都可以启动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四）全面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执法素质

社区矫正工作者作为一名执法者,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第一，拥有丰厚的法律功底，特别是刑事法律方面的知识。第二，增强法律意识。司法行政工作人员行使的是国家权力，如果缺乏法律意识，很容易出现权力异化，导致腐败。第三，具有综合知识。社区矫正工作需掌握与之有关的社会学、心理学、教育改造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耐心细致地做矫正对象的思想工作，从矫正对象的病态心理或因害怕歧视产生的心理负担来进行心理辅导，帮助矫正对象树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维护其人格尊严。

参考文献：

[1]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7-10.

[2]袁爱华,刘溪,刘春华.论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及保障[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3).

[3]吴宗宪.社区矫正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2.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xx作为江苏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城市，于2003年12月24日正式启动试点工作。其中鼓楼宁海、江宁东山两个街道先行。经过半年多努力，目前，试点工作进展良好----按照预定的内容执行社区矫正的各种制度，组织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公益劳动，定期分析工作形势，开展培训和心理咨询等。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注意并解决，否则将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推进和矫正工作效果。

一、注意和解决队伍、力量问题

社区矫正是“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因此组建统一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国家机关十分必要。但由于目前并没有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国家机关，因此，社区矫正工作历史地落在了三只队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所为主的司法助理员专业主导力量，二是以监狱、劳教警察为辅的专业辅助力量，三是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xx在试点工作中摒弃了以监狱、劳教警察为辅的专业辅助力量，只选择了以司法所为主的司法助理员专业主导力量和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形成了社区矫正工作由两支队伍实际实施和操作的局面。

目前，虽然全市各司法所经过第一轮规范化建设，人员普遍配齐到位，但人员数量相对于司法所所承担的任务而言，显得力量普遍不足、人手不够，必须通过聘用人员方式解决问题。但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属于刑罚执行性质，社区矫正工作者身兼法律执行者、行政官员和社会工作者三种角色，这三种角色本身就在社区矫正工作者身上存在冲突显得不调和，更何况是聘用人员！因此出现聘用人员身份相对于所承担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并不奇怪。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通过身份授权和委托执法方式予以解决。在目前政府机构不断改革、公务员行政编制十分紧张和有限情况下，司法所想要通过增加行政编制渠道解决人员力量不足、人手不够问题不太可能也很不现实。因此，必须走曲线救国路线，从聘用人员上想办法。聘用人员如果专门从事诸如台帐记录、信息沟通、联系通知、档案管理等纯粹事务性工作的，可以不必进行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但如果参与具体社区矫正的组织管理、教育培训、监督考核、解除矫正等工作的，必须进行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而且，这种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期限不能太长，更不能一劳永逸，最好半年或一年重新办理或核准一次。对聘用人员的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可以由区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实施。聘用人员的身份一旦确定，目前试点工作中存在的工作量大、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当然，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实施刑罚，因此社区矫正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尤其是聘用人员素质必须得到切实保证。

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充的社区矫正工作力量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社区居委会成员、离退休干部、高等院校高年级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人员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志愿人员的参与纯粹出于内心对某项事业的认同，因此其队伍的建设更需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惯常模式。由于志愿者是一个颇具流动性的社会群体，因此稳定志愿者队伍的形成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这支社会志愿人员队伍的构成不但应当吸引热心人士参与，更应当以志愿人员能够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或承诺为前提条件，不能徒有虚名或流于形式。否则，社区矫正工作的措施和效果将难以得到落实和保证。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按照志愿参与某项活动的时间长短将志愿人员分类，分为长期、短期、临时志愿者；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空间分为社区内、社区外志愿者；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程度分为全面参与、专题参与、暇时参与等不同类型。

二、注意和解决认识、定位问题

在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和规范状况下，社区矫正是什么性质？工作应如何定位？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如何处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与体现矫正工作的人性化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认识问题一直在困扰着试点的先行者们。

仅从分析社区矫正的概念入手可以看出，社区矫正首先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是与监狱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活动，是在非监禁状态下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因此，社区矫正的性质是刑罚执行活动。它与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违法青少年的安置帮教、人民调解以及社区社会工作本质上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刑事执法活动中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作为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而且是在社区中实施的刑事执法活动。针对如此性质，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工作定位应该是一个目标、两个方面：一个目标就是促使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两个方面就是在非监禁状态下，一方面加强对犯罪人的教育和改造，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另一方面加强对犯罪人的帮助和服务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对应这一工作定位，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应主要放在“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避免其重新犯罪”上。

社区矫正虽然是行刑社会化和人性化的体现，但它毕竟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虽然惩罚的严厉性远远低于死刑和监禁刑，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它的惩罚功能。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体现人性化，必须是根据犯罪人个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监督，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或承担必要经济责任，不能出现完全由着矫正对象的意愿行事或根本不考虑矫正对象实际的情况。

三、注意和解决手段、保障问题

社区矫正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帮助教育和改造，使其能够早日适应正常社会生活，改过自新后回归社会。但在试点过程中，常听到诸如对（拿）违规或违法矫正对象没办法的叹息和抱怨，而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矫正对象因谋生或生计而无法履行应尽义务或者无法服从管理的现象，这使得社区矫正工作者感到无计可施，束手无策，认为社区矫正工作难以落实到位。事实上，既然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是在社区而非监狱，那么要避免矫正对象在社区重新犯罪，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使之在社区中能够正常生活并融入社区。这时，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做的首先不是简单地管理，而是对矫正对象提供特别帮助和服务，包括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并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矫正对象依然动辄违规或违法，就可酌情建议收监。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出，对矫正对象不是没有手段，只是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对象笼而统之的大一统方法和手段。笔者认为，面对每个具体的矫正对象，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是实施矫正工作最好的方法和手段。

当然，对于矫正对象来说，教育和感化并非万能，因此思想改造也不可能百分百绝对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惩罚措施作为补充。实践中拉拢甚至腐蚀矫正人员、不服从矫正管理、拒绝做义工、拒不报告行踪的矫正对象已经出现，因此，除对严重违反矫正纪律和要求的矫正对象建议收监矫正外，对那些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还未重新犯罪的边缘对象，要及时制定惩罚措施。

四、注意和解决协调、配合问题版权所有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xx作为江苏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城市，于2003年12月24日正式启动试点工作。其中鼓楼宁海、江宁东山两个街道先行。经过半年多努力，目前，试点工作进展良好----按照预定的内容执行社区矫正的各种制度，组织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公益劳动，定期分析工作形势，开展培训和心理咨询等。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注意并解决，否则将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推进和矫正工作效果。

一、注意和解决队伍、力量问题

社区矫正是“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因此组建统一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国家机关十分必要。但由于目前并没有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国家机关，因此，社区矫正工作历史地落在了三只队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所为主的司法助理员专业主导力量，二是以监狱、劳教警察为辅的专业辅助力量，三是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xx在试点工作中摒弃了以监狱、劳教警察为辅的专业辅助力量，只选择了以司法所为主的司法助理员专业主导力量和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形成了社区矫正工作由两支队伍实际实施和操作的局面。

目前，虽然全市各司法所经过第一轮规范化建设，人员普遍配齐到位，但人员数量相对于司法所所承担的任务而言，显得力量普遍不足、人手不够，必须通过聘用人员方式解决问题。但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属于刑罚执行性质，社区矫正工作者身兼法律执行者、行政官员和社会工作者三种角色，这三种角色本身就在社区矫正工作者身上存在冲突显得不调和，更何况是聘用人员！因此出现聘用人员身份相对于所承担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并不奇怪。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通过身份授权和委托执法方式予以解决。在目前政府机构不断改革、公务员行政编制十分紧张和有限情况下，司法所想要通过增加行政编制渠道解决人员力量不足、人手不够问题不太可能也很不现实。因此，必须走曲线救国路线，从聘用人员上想办法。聘用人员如果专门从事诸如台帐记录、信息沟通、联系通知、档案管理等纯粹事务性工作的，可以不必进行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但如果参与具体社区矫正的组织管理、教育培训、监督考核、解除矫正等工作的，必须进行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而且，这种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期限不能太长，更不能一劳永逸，最好半年或一年重新办理或核准一次。对聘用人员的身份授权和执法委托可以由区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实施。聘用人员的身份一旦确定，目前试点工作中存在的工作量大、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当然，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实施刑罚，因此社区矫正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尤其是聘用人员素质必须得到切实保证。

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充的社区矫正工作力量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社区居委会成员、离退休干部、高等院校高年级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人员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志愿人员的参与纯粹出于内心对某项事业的认同，因此其队伍的建设更需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惯常模式。由于志愿者是一个颇具流动性的社会群体，因此稳定志愿者队伍的形成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这支社会志愿人员队伍的构成不但应当吸引热心人士参与，更应当以志愿人员能够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或承诺为前提条件，不能徒有虚名或流于形式。否则，社区矫正工作的措施和效果将难以得到落实和保证。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按照志愿参与某项活动的时间长短将志愿人员分类，分为长期、短期、临时志愿者；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空间分为社区内、社区外志愿者；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程度分为全面参与、专题参与、暇时参与等不同类型。

二、注意和解决认识、定位问题

在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和规范状况下，社区矫正是什么性质？工作应如何定位？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如何处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与体现矫正工作的人性化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认识问题一直在困扰着试点的先行者们。

仅从分析社区矫正的概念入手可以看出，社区矫正首先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是与监狱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活动，是在非监禁状态下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因此，社区矫正的性质是刑罚执行活动。它与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违法青少年的安置帮教、人民调解以及社区社会工作本质上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刑事执法活动中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作为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而且是在社区中实施的刑事执法活动。针对如此性质，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工作定位应该是一个目标、两个方面：一个目标就是促使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两个方面就是在非监禁状态下，一方面加强对犯罪人的教育和改造，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另一方面加强对犯罪人的帮助和服务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对应这一工作定位，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应主要放在“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避免其重新犯罪”上。

社区矫正虽然是行刑社会化和人性化的体现，但它毕竟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虽然惩罚的严厉性远远低于死刑和监禁刑，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它的惩罚功能。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体现人性化，必须是根据犯罪人个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监督，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或承担必要经济责任，不能出现完全由着矫正对象的意愿行事或根本不考虑矫正对象实际的情况。

三、注意和解决手段、保障问题

社区矫正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帮助教育和改造，使其能够早日适应正常社会生活，改过自新后回归社会。但在试点过程中，常听到诸如对（拿）违规或违法矫正对象没办法的叹息和抱怨，而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矫正对象因谋生或生计而无法履行应尽义务或者无法服从管理的现象，这使得社区矫正工作者感到无计可施，束手无策，认为社区矫正工作难以落实到位。事实上，既然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是在社区而非监狱，那么要避免矫正对象在社区重新犯罪，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使之在社区中能够正常生活并融入社区。这时，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做的首先不是简单地管理，而是对矫正对象提供特别帮助和服务，包括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并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矫正对象依然动辄违规或违法，就可酌情建议收监。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出，对矫正对象不是没有手段，只是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对象笼而统之的大一统方法和手段。笔者认为，面对每个具体的矫正对象，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是实施矫正工作最好的方法和手段。

当然，对于矫正对象来说，教育和感化并非万能，因此思想改造也不可能百分百绝对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惩罚措施作为补充。实践中拉拢甚至腐蚀矫正人员、不服从矫正管理、拒绝做义工、拒不报告行踪的矫正对象已经出现，因此，除对严重违反矫正纪律和要求的矫正对象建议收监矫正外，对那些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还未重新犯罪的边缘对象，要及时制定惩罚措施。

四、注意和解决协调、配合问题版权所有